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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茅于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

2009-11-05T21:05:00.00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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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踪迹。

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其他诸如以粮为纲，工业化，用农业支援工业等都是一样的毛病，国家愈搞愈穷。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六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踪迹。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 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再往前看，其实在延安整风时，甚至在井冈山肃反时，错误已经埋下种子，不过那不属于建国后的60年的历史阶段中。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估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伤害，搞得他们自杀的自杀，离婚的离婚，重的妻离子散，最轻的也变得垂头丧气，对生活没有信心。如果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文革使全社会痛苦的总量达到极大。文革又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找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割断一切和外国的交流，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各地群体事件屡发，动辄诉诸打砸抢烧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固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

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再往前看，其实在延安整风时，甚至在井冈山肃反时，错误已经埋下种子，不过那不属于建国后的60年的历史阶段中。

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上。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如果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很容易走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群众和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据一位素来对中国教育抱乐观的权威学者估计，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现在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编辑：陆思同）本文下载地址：http:www.kuailelicai.comDown.aspx?MID=13# 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估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伤害，搞得他们自杀的自杀，离婚的离婚，重的妻离子散，最轻的也变得垂头丧气，对生活没有信心。如果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文革使全社会痛苦的总量达到极大。文革又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找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割断一切和外国的交流，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

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各地群体事件屡发，动辄诉诸打砸抢烧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

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其他诸如以粮为纲，工业化，用农业支援工业等都是一样的毛病，国家愈搞愈穷。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六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

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其他诸如以粮为纲，工业化，用农业支援工业等都是一样的毛病，国家愈搞愈穷。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六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固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其他诸如以粮为纲，工业化，用农业支援工业等都是一样的毛病，国家愈搞愈穷。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六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其他诸如以粮为纲，工业化，用农业支援工业等都是一样的毛病，国家愈搞愈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踪迹。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 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再往前看，其实在延安整风时，甚至在井冈山肃反时，错误已经埋下种子，不过那不属于建国后的60年的历史阶段中。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估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伤害，搞得他们自杀的自杀，离婚的离婚，重的妻离子散，最轻的也变得垂头丧气，对生活没有信心。如果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文革使全社会痛苦的总量达到极大。文革又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找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割断一切和外国的交流，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各地群体事件屡发，动辄诉诸打砸抢烧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固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

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其他诸如以粮为纲，工业化，用农业支援工业等都是一样的毛病，国家愈搞愈穷。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六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

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上。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如果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很容易走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群众和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据一位素来对中国教育抱乐观的权威学者估计，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现在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编辑：陆思同）本文下载地址：http:www.kuailelicai.comDown.aspx?MID=13# 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六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踪迹。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 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再往前看，其实在延安整风时，甚至在井冈山肃反时，错误已经埋下种子，不过那不属于建国后的60年的历史阶段中。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估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伤害，搞得他们自杀的自杀，离婚的离婚，重的妻离子散，最轻的也变得垂头丧气，对生活没有信心。如果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文革使全社会痛苦的总量达到极大。文革又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找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割断一切和外国的交流，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各地群体事件屡发，动辄诉诸打砸抢烧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固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

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踪迹。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 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再往前看，其实在延安整风时，甚至在井冈山肃反时，错误已经埋下种子，不过那不属于建国后的60年的历史阶段中。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估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伤害，搞得他们自杀的自杀，离婚的离婚，重的妻离子散，最轻的也变得垂头丧气，对生活没有信心。如果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文革使全社会痛苦的总量达到极大。文革又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找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割断一切和外国的交流，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各地群体事件屡发，动辄诉诸打砸抢烧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固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

如果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很容易走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群众和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

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据一位素来对中国教育抱乐观的权威学者估计，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现在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

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上。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如果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很容易走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群众和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据一位素来对中国教育抱乐观的权威学者估计，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现在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编辑：陆思同）本文下载地址：http:www.kuailelicai.comDown.aspx?MID=13# 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编辑：陆思同）

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上。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如果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很容易走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群众和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据一位素来对中国教育抱乐观的权威学者估计，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现在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编辑：陆思同）本文下载地址：http:www.kuailelicai.comDown.aspx?M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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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08:17:07

嘉奖一妇嫌

一妇嫌大妈是中国农民后入籍美国的妇科医生，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美国和演中国，受美国中情局和民主基金会的派遣，不远万里，回到中国。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美国殖民中国的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洋奴主义的精神，这是卖国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右派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洋奴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美国的殖民政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帝国主义才能胜利。一妇嫌大夫是实践了这一条帝国主义路线的。中国的卖国主义者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

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和演中国，统治他们的民族和人民，统治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帝国主义。
一妇嫌大夫从不利己专门害人的精神，表现在她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美国对老板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右派都要学习他。无精涟张伪蝇陈之污湖潴留等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
一妇嫌大夫是个妇科医生，她以妇科为职业，对卵巢研究精益求精；并著有巨著《大个卵巢》，她研究卵巢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妇科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猫鱼屎和一妇嫌是配和很密切的搭档。猫鱼屎给一妇嫌的书作过序。他俩分别从人口和土地两个事关国家命脉的重点出发，诋毁中国的土地政策和人口政策，共同的目的就是酿成中国的粮食危机，引起社会动荡。只凭这一点，他们俩就可以并称为大有害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特缺德的人，一个卖国的人，一个邪恶的人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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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说萝卜：
2009-10-28 09:00:36

关注老师很久了，书也看的不少。老师对中国社会认识的真是深刻！国内需要你这样更多的经济学家……
祝福老师！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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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1949：
2009-10-28 09:16:07

哇哇牛

来自：“文化漫谈“博论坛

博主回复：

*

hw1949：
2009-10-28 09:16:07

哇哇牛

来自：“文化漫谈“博论坛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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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采真：
2009-10-28 09:26:38

有道理，但个别地方也不客观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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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09:39:28

风之彩：
2009-10-24 11:38:22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上一篇茅氏的宏文博论你们就不要撤了，不是特立独行、诚实敢言么？露出了自以得意的那话儿，却萎缩回去了，为什么呢？
----------------------------------------------
现在再贴出来，很好，很好；但这就象高级商店门前的打折品，再好终究给人以次品的感觉。泄了气的气球再吹起来总是容易些，因为很多部位松掉了。所以，关键是三个字“不要撤”。至于茅氏的文章把过去的发言拼凑起来，该说的也都说了，然而情绪性的东西不少，引用的实例和数据明显存在巨大的争议，想要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就不可能了。所以，再送你们三个字“别折腾”。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09:45:58

每次看茅老师的文章都获益良多，望保重身体。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1:28:11

虽然有道理,但对前30年也不应否定的几乎一无是处

博主回复： 2009-11-02 09:01:57

前三十年中1949-1956还是不错的。问题是从1957反右开始，以后可说基本上都错了。说基本上是因为也有一点成绩。本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说对，说错只能是就全局而论。

茅于轼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2:17:43

有时候还会相信老天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2:23:14

请问茅老，所谓“后三十年”“以大多数人利益为导向”的专政，有制度保证吗？如何今后三十年仍是以大多数人利益为导向？ “大多数人的利益”如何界定？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2:32:46

请问茅贱不争论错在那里？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2:50:26

茅于轼王八蛋已经完全病态！为什么不能分地主富农的财产？难道只允许农民死去

博主回复：

*

星光飘雪：
2009-10-28 12:54:57

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

来自：“文化漫谈“博论坛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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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3:01:08

受教良多.感谢先生!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3:11:51

一定要“保护”好茅于轼

　　自从茅于轼发表“国家保护全国耕地面积不能低18亿亩的政策是一种错误”的“学术论文”后，被学术界口诛笔伐了好一阵子，有人说他打着“学术讨论”旗号，充当国际资产阶级的走狗。有人说他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有人说他是老狐狸，有人说他是披着人皮的狼，有人说他是货真价实的老牌右派。

　　茅于轼则有一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英雄”气慨，不仅不在乎，还觉得很荣幸。他进一步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对其美国的“基金会主子”坦言，他原本就是“被准确地打成的右派”，“本来就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无异于给那些为茅于轼这个右派真货“平反”的“慈善家”们一记重重的耳光。他自己都坦言是准确的右派，而那些“走资派”们为讨好右派分子，偏要用热脸去贴右派的冷屁股，为他平反，结果是真右派并不领情。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笑话。在这一点上，人们应该为茅于轼说句公道话：这位年届八十的老牌右派，还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真”。茅于轼的真言让那些习惯于说假话的走资派太难堪了。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3:11:52

在狼与羊的动物世界里，永远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始终没有普世的和谐观。　　

兔子蹬鹰的动作，鹰认为是不和谐的行为。“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压迫者认为是不和谐的吼声。当弱者不堪忍受反抗时，强者总是劝说要以和为贵。就这样强者忽悠弱者上千年，好在历史也以此起彼伏的阶级斗争方式回应了和为贵的理念上千年。跪地求生，屈辱偷生；奋斗求生，尊严人生。这是常识。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3:12:50

茅于轼现在的确属于“国家级保护的高等动物”，要不怎么一些国家级电视台、地方级电视台、报纸和网络媒体都争着请茅于轼这个货真价实的老牌右派大谈“改革开放”的方向如何正确、成果如何辉煌并“忆苦思甜”控诉毛泽东时代如何痛苦呢？

　　“废掉”茅于轼这种右派分子，如果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时代是有可能的，通过一定的手绩，抓起来就是。但现在不行，你还没来得及“废了”他，别人就会以“迫害改革开放的大功臣茅于轼”的罪名，先把你给“废了”。　　

　　所以俺以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他还能活一些年的宝贵时间，充当“精密仪器”（要知道，茅于轼已是八十有余的“人”了），用他来检验一些 “理论”是否正确。

　　比如有人提出一种据说是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叫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不正确呢？只要用茅于轼这台“精密仪器”一检验就知道了。茅于轼肯定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是“高级的”，但他为工人阶级说过话吗？他的经济学“理论”代表过工人阶级的利益吗？根本没有！支持和重用茅于轼的右派分子和走资派也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除了应用“卖拐”的手法贩卖他们的“理论知识”坑害欺骗工人阶级外，什么好事也没作，却坏事作绝，这样的右派“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吗？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3:13:18

　走资派们之所以高叫“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完全是出于一种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能一步一步进入国家各级核心权力机构的政治图谋。走资派需要右派知识分子为他们造势，控制舆论。右派分子也需要走资派撑腰，结成政治同盟。而宪法上写的是“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没有写“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走资派制造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理论”后，右派分子就能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名义堂而皇之的进入各级领导核心机构。对国家各级权力进行了彻底的 “改革”。大家只要查一查就知道，尽管各级核心权力机构中，真正的工人代表堪称屈指可数，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但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理论”指导下，这些代表就全成了“工人阶级”了。至于农民就更被边缘化。用凤凰电视台的一位评论员的调侃，说全国有近十亿农民，但在全国人大中，真正的农民代表，大概也就是“三个代表”。

　　要好好“保护“茅于轼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茅于轼比其他人的任何“正面教育”都有效果，他能从反面教育人民，帮助我们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什么叫“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他坦言，“他就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他又十分拥护现在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他还是一个“准确的右派分子”，不需要“平反”。这是多么透彻的逻辑推理呵，几乎可以画等号了。

　　因此，俺最后要尊称一声茅先生，您真不亏为一个在临终前能讲真话的“好”右派、右派“活标本”。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3:52:10

为什么茅于轼删贴删的那么厉害，而骂人的话不删？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4:04:00

韩国和朝鲜没有可比性，起点不一样，外部环境不一样，统计不一样，韩国有美国大力扶持，而且不以占领为耻，而政府以做狗为荣，朝鲜因美国封锁铰杀，失去世界市埸，朝鲜为了不做狗，不得不把军事投入放第一位，群山挖空，而这一切不计算CDB，而韩国因被占领，屈辱感很深，自杀率居高不下。因朝鲜不开放移民，许多穷人就无法进入亨受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退休金制度。据联合国统计，朝鲜幸福指数是较高的。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4:14:18

现在居然还有人在用文革语气胡乱骂人？
觉得中国前三十年还不错的人，可以现在申请移民去北朝鲜。中国三十年前就是那个样子
…………………
前三十年穷人的处竟比现在好，不用卖身，不用卖儿卖女，不用到血汗工厂、黑煤窑卖命，没有黑社会敲诈，没有当官的欺压老百性，人民有自由。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4:26:31

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还要来一次大讨论？？谁说韩国和朝鲜妹没有可比性？韩国走美国路线，受美国扶持很正常，你朝鲜走苏联路线，不也由苏联跟中国扶持吗？言不由衷的家伙，说不定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人。现在我们的既得利益集团好多啊，地方政府，大型央企，铁老大，电老大，油老大，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司法系统，执法系统，交警交通系统。。。本来是公益性的，也来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利润最大化。中央在制定政策方面，有很多是既得利益集团相互照顾，相互妥协的结果，原则就是和谐社会嘛，你好我好大家好。至于社会最底层嘛，只要不让他饿死冻死，只要不造反就好。原则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4:34:43

自从茅先生就自我牺牲与他人的幸福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一大番貌似有根有据的不义之论后，立即招来一切正义人士的反对，特别在网上，正义之声音如同江河大海，然而，茅先生大逆不道之歪论发表不到半个月，大地震发生了，朱学勤先生认为，这是“天谴”。不知茅先生是否认同，这是对他逆天道之谴责呢？

茅先生是这样说的：

[我不赞成为了大家牺牲自己，因为这不是快乐的帕累托改进。“牺牲自己为别人”的极端，就是走向恐怖主义。认为自己的牺牲可以大大地造福于别人，这是愚蠢的想法。如果我们懂得快乐的帕累托改进是最高原则，就有可能避免上当受骗。

我相信世界上哪怕是最深奥的理论也是从常识推导出来的。有些人能够从日常观察中运用逻辑和分析发现别人没想到过的规律，而一般人就不能。帕累托改进就是一个例子。]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4:35:30

这些歪论看上去都挺有道理的，这毫不奇怪，也是所有骗子言论的共同特点，每一句话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但是，当把他有的话都集中起来比较，或者，把他说的话与现实比较，其荒谬绝伦，也就一目了然。因为，骗子的言论就是为了行骗，当然不可能具有真理性。但没有两下子，没几件漂亮的外衣，又怎样好行骗？最近有个醉酒的男人开公务车撞倒人，尚且知道大呼小叫称自己是领导秘书呢，更何况是堂堂的经济学家。

受到大家这么猛烈的批判，茅先生有必要回应一下的。这是最基本的学术要求吧。你发表了言论，大家不理解，那么，你总得解释。试想，爱因斯坦这么伟大，当年发表《相对论》，他不一样得给大伙儿解释他的理论吗？面对批评声音，他总不能做缩头乌龟躲在自己的书房里一了百了。一个自然科学家尚且能这样，一个社会科学家不是更需要做好解释工作吗？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4:36:26

当然，我们也不需要茅先生再正面地对他的歪论作解释了。他只需从他的观点出发，对下面两个事实发表下意见就行了。在列出事实前，希望和他先取得如下一致看法：

一、救灾对灾民是幸福的事情。
二、政府的救灾政策是“帕累托改进”。即政府组织救灾，或政府允许自愿者救灾，至少有利于一个灾民，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的政策。

当然，从社会事实上说，“帕累托改进”属于骗子理论，是祸国殃民的害人理论。政府救灾并不是什么“帕累托改进”，但如果政府救灾不是“帕累托改进”，那按茅先生们的“帕累托改进”理论指导，等于是说政府不应参与救灾，结果就是要政府对灾民的苦难熟视无睹，让灾民自生自灭。但是，即便政府不参与救灾，也依然是一个救灾政策。所以，“帕累托改进”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骗子特点，就是先假定一定存在一个“帕累托改进”，但若不存在“帕累托改进”呢？这怎么可能？他们会回答说。你们要相信。所以，所谓“帕累托改进”，简单地说就是这么一套理论：一定存在A，所以，只要找到A就行了。如果没有A呢？这怎么可能？你们这些不信神的家伙。不过，为了让茅先生的回应有个谱儿，不妨先认为存在“帕累托改进”的救灾政策吧。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4:54:53

！！茅于轼99%讲的不仅非常有道理，而且振聋发聩！！我感到好奇怪！怎么就这么多人毫无道理的反对呢！！！！！！！！！！！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5:05:26

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还要来一次大讨论？？谁说韩国和朝鲜妹没有可比性？韩国走美国路线，受美国扶持很正常，你朝鲜走苏联路线，不也由苏联跟中国扶持吗？言不由衷的家伙，说不定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人。现在我们的既得利益集团好多啊，地方政府，大型央企，铁老大，电老大，油老大，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司法系统，执法系统，交警交通系统。。。本来是公益性的，也来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利润最大化。中央在制定政策方面，有很多是既得利益集团相互照顾，相互妥协的结果，原则就是和谐社会嘛，你好我好大家好。至于社会最底层嘛，只要不让他饿死冻死，只要不造反就好。原则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顶]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5:14:40

所有人，特别是无知的愤青们！！！一定要真的要认真看一下茅老的全文，认真领会一下茅老的措辞！！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5:23:15

茅老不可能对无知的愤青花一分钟的时间解释！！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5:24:08

我也认为茅老不可能对无知的愤青花一分钟的时间解释！！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5:30:17

国家强力部门应该介入调查茅于轼此人一项反动！

博主回复：

*

害了怕了：
2009-10-28 16:00:40

大家看看现在还有几个知识分子敢说这样的真话？
顶茅老！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6:11:02

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4.3％，日本是6.7％，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大后面，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有名的 “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其他如：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事实充分说明，从5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一直是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而关键性的建设大都在文革期间。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从没有拉大，而是逐渐缩小。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所谓中国“耽误了二十年”从何说起！

博主回复： 2009-11-02 09:14:05

经济学告诉我们，如果价格扭曲，GDP是无法计算的。改革前价格是扭曲的，所谓的中国增长率完全靠不住。你说的钢铁，棉花等等，都不是最终产品，不计入GDP的。能够计入GDP的是百姓的吃穿用。从吃穿用看，1976年的人均GDP远远赶不上1946年的。

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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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8 16:12:19

经济发展有时候并不是单凭产值增长率所能完全说明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六、七年代中国人所于的许许多多大事情，所创造的雄伟业绩，也许更具有其真正的意义。

对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首先把工业搞起来这是富民强国的关键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工业投入规模最大、建立企业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一是“大跃进” 时期，二是那时期。“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企业有些在“三年困难”、时期下了马，(但其中大部分在后来形势好转时又陆续恢复发展起来)与此不同，那时期的工业发展却要谨慎得多，稳健得多，项目建设一个成功一个，几乎找不到有何效益不好的企业。

在仅仅30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只要看看当时国家在能源、钢铁、建材、机械制造、化工、交通、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投建的大量工程项目情况就很清楚了。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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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8 16:12:44

以石油、煤炭、电力和钢铁、水泥为主的能源、原材料建设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基础性的工业。那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最突出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个方面。仅在1967年至 1976年期间国家对能源建设的投资就超过了500亿元。在石油工业中，不仅扩建了大庆油田，而且新建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南阳油田、江汉长庆油田等。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其发展步子之大是任何时期所无有的。如果没有当时石油工业的大发展，我国八、九十年代以及现在的石油自给将是大问题，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也不会发展起来。在煤炭工业中，新建了山西高阳煤矿、山东兖州煤矿、河南平顶山煤矿、四川宝顶山煤矿、新疆哈密露天煤矿；在电力工业中，不说各地兴建的众多的中小型发电站，仅全国大型的发电站就有：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以及唐山陡河发电厂、山东莱芜火力发电厂等，发展同样是很快的。十年间中国能源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9.2％。全国80％以上的县都建立了水泥厂，产量比1965年增长4.1倍。这都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的增长速度。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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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8 16:14:12

在这期间，各地新建的工业企业特别多。1965年全国企业总数是15.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6万个，集体所有制的11.2万个；到了1979年企业总数就达到35.5万个，是原来的2.25倍。其中全民8.4万个，集体27.1万体，分别是原来的1.83倍和2.42倍。而且企业规模普遍扩大，其中大中型企业有4500个。全国职工总数近一亿人(9967万人，其中全民制7693万人、集体制2274万人)，比1965年的4965万人(其中全民3738 万人、集体1227万人)增长70％以上。这也大大促进了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时中国基本上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1952年，中国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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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8 16:14:53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改革以来喊起来的一个口号，20多年来中国交通发展十分迅速。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早在六、七十年代国家就开始大力加强全国的大干线建设，这期间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十多年间，不仅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川黔铁路、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路、京通铁路、阳安铁路等十多条铁路干线，而且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到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内燃机车也投入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每县都通了公路，大大改变了全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这个时期铁路、公路建设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大多是在西南地区高山峻岭的复杂地形条件下施工的，而施工技术、物质条件又很落后，其艰难程度中外少有。工人阶级、技术人员硬是靠发扬“敢啃硬骨头”和“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谱写了人类建设史上最豪迈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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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6:16:14

仅十多年时间，国家工业建设就干出了这样多的大事，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难道就可以将其一笔勾销吗？

70 年代，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一直在探索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的渠道，并形成了一个对外引进的新高潮。1972年以后，以“四三方案”为中心，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批准关于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扩大经济交流的报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有武钢一米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化工企业。当时引进的这些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大大促进了我国基础工业，尤其是石油化工、化肥、化纤、冶金工业的发展，直接为80年代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例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投产后，1984年就实现利税6.85亿元，比投产前增长1.66倍，所生产的大量钢板填补了国内品种的一些空白，减少了进口所需要的大量外汇。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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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6:16:54

在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同时，7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和出口创汇也获得迅速发展。1973年、1974年、1975年全国出口总额先后达到58.2亿美元、 69.49亿美元、72.64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2.58倍、3.07倍、3.21倍。1975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47.51亿美元，是 1970年的3.22倍。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没有达到的。

有人说：那期间中国实行“闭关锁国”、“自我封闭”政策，“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这完全是对事实的颠倒。相反，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日本、加拿大、奥地利、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正是在这个期间，打通了同美国的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两国进行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并于1978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同欧、亚、美、非洲许多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参加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开展了大量经济技术合作和援助活动，开通了许多国际航空新航线；正是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使我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正是在这个期间，如前所述，我国的对外引进，对外贸易步子迅速加大等等。十年的时问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作出这么多的重大决策，所谓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之类的谎言何据之有！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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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6:18:29

例如 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挖、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同时还建了许多水库，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使海河流域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 1963年增长了一倍。

又如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修建水库220座，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浚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河、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在水利建设中，止于1977年全国各地共兴修了近百条人工河，建了七万多座大中型水库。例如，令世界震惊的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1969年全部建成，总干渠长104里，灌溉面积可扩大60万亩；湖北省的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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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6:18:56

诸如以上这样的艰巨豪迈的工程，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实现的，而且都是在当时物质条件匮乏、施212212具落后的情况下完成的，它完全称得上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不是靠集体的力量、靠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怎有可能实现呢？

人们看到，到了80年代，由于土地承包到户，农村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不仅大部分停止，而且大量工程失去维护并遭到破坏。一些堤防被扒了，河渠被平了，排灌设施被拆了，以至洪水等自然灾害重新肆虐。到了90年代，有些地方虽然又建了一些水利工程，但办法就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大部分是靠资金堆起来，一个工程动辄数千万、上亿投资，几乎是没有钱就没人去干。有很多工程还带有“形象”、“政绩”的色彩，其中仅吃喝、送礼、庆典等费用就占去不少工程款，更不用说主管部门和承包人层层剥皮。工程建起来有相当部分还是“豆腐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设方式何者更有成效？人们岂不是看得一清二楚吗？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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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了怕了：
2009-10-28 16:34:25

我只知道我在小的时候想吃顿肉还是比较难的，别说在郊区的亲戚家，他们也只是过年过节才吃得上。当我想起亲戚家的小孩传着我不能穿的衣服还不着补丁时，有一种说不出的辛酸！
有些事情要从各方面去看！比如腐败是因为一档专政是没有人民监督或行政不透明等原因造成的...但决不是回到30年前的政策就是正确的...！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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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6:39:34

苏联不反右，不搞阶级斗争，1不搞大跃进，不搞文革，解体！！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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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6:43:48

我只知道我在小的时候想吃顿肉还是比较难的，别说在郊区的亲戚家，他们也只是过年过节才吃得上。当我想起亲戚家的小孩传着我不能穿的衣服还不着补丁时，有一种说不出的辛酸！
有些事情要从各方面去看！比如腐败是因为一档专政是没有人民监督或行政不透明等原因造成的...但决不是回到30年前的政策就是正确的...！

美国腐败是两党造成的？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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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6:46:20

为什么总是偷偷删贴，害怕真理？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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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6:56:48

苏联不反右，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大跃进，不搞文革，不搞社会主义，要两党分治，解体！！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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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7:15:02

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孰好孰坏，现在可能还很难下结论，还是留给历史去评说吧！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不是少数精英汉奸写的。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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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
2009-10-28 18:46:41

您的文章我已经打印出来保存了，免得再次被删而无法找到。奇了怪了，为什么我的国家容不下说真话的人呢？

祝茅老身体健康，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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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ny：
2009-10-28 19:09:33

我要支持茅先生。
反对骂人者，真正的无知者无畏。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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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9:11:06

根据拙文判断，茅于轼先生轻微中风，其持点是有记忆，陈旧的记忆，对近期的事物毫无记忆，其实任何时期事物都有正面和负面，谁能说后三十年十全十美，邓小平说发展起来后问题更大，又说两极分化是走上了邪路，然而茅先生对后三十年问题视而不见，记忆不清，对陈旧记忆失去分析和判断能力，上级请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反来复去就是这点东西，这就是中风前照，如果媒体说茅先生中风进医院了，各位不要惊讶。

《中国商人性格深度剖析》【转】

2008-11-13T23:36:00.000-08:00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商业化的时代，满眼是市场，到处是商人，商战如云，不同地域不同性格的商人们进行合作或竞争，交往越来越密切，越来越频繁。但是，各地人经商的风格各不相同，有着不同的经商风俗、习惯和作风。中国商人从一形成就开始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历史上曾形成过十大帮派，进入新的世纪，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各地的商人更是各显身手，在经商过程中奇招百出，经商方式竞相斗艳，表现出新一代“新经济人”的特色。在这样一个大经济时代，做生意，驰骋商海是时代的主旋律，但是，做生意必须了解对方，知己知彼，才能游刃有余，百战不殆，永做商海中的不败者。为此，《科学投资》杂志组织人员对北京、上海、广东、安徽、山西、武汉、西安、杭州、温州、宁波、闽南、石狮、东北13个城市和地域的商人性格和经商风格进行了调查。

北京商人性格特征

带政治味，打政治牌

北京作为伟大祖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浓厚的政治氛围使北京人对于政治情有独钟。对于大多数北京人来说，崇尚政治是没有职业之分的，即使是街头小贩，甚至也会当街大谈特侃政治。政治就像北京人生活中的盐，没有它，北京人的生活就会变得寡然无味。

因为政治和权力中心的缘故，从历史上看，北京的商业者首先是一种权力商业。在过去，从皇室到小吏，往往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抓钱，京都生意场都是官商的气派。在新时期，官商仍然是北京商人的一大特点。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先生说：“京派新商人一般从传统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脱颖而出，经商方式比较多地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北京市场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场面却最多。主要是因为北京信息丰富。可以说权力和信息构成了京派的经商特色。”

京派商人不少与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有联系，路子广，信息灵，他们热衷于做大买卖，而且往往能成功。由于权力也可以经商，变成钱，北京商人的政治神经十分敏感。即使一个微不足道或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他们也能嗅出它的“政治”气味。例如，文化艺术现象最容易在京城引起轰动。上海人一般看文艺就是从“好看”“不好看”的角度去评判的。而北京人则是从政治背景、人事关系、领导人态度等各个角度，去分析，去揣摸，去猜测，去评价，直搞得满城风雨。

由于政治情结的心理缠绕，北京商人俨然像是政治家，朋友聚会就像是政治家沙龙。北京商人侃起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就像高山流水，气势磅礴。因此，有顺口溜说，“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街头多口号，广东街头多广告”。北京人脑袋里装的除了赚钱外，就是最新最全的政治新闻，胸中存的是独到的政治见解。有人曾戏言说：在北京街头，随便挑几个生意人，其政治水平都够得上外地县长一级的水平。北京商人做生意时，多喜欢带点官味，爱打政治牌。

就商人而言，关心政治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北京商人常常钻到政治里，这势必导致市场意识的淡薄和迟钝，而商业行为容易随长官的意志变化而变化，对官场负责有余，对市场负责不足。因此，北京人的政治情绪往往对市场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容易染上投机色彩，表面文章做得有余，实干苦干精神不足。企业对市场缺乏敏感，官场考虑有余，市场开发不足。商人缺乏对商业的忠心，官气有余，“商气”不足。

但是，从做生意的这一角度来看，与北京人打交道，倒不能对他们的政治情绪大加指责，相反，更应该去利用他们的这一特性为做生意服务。

对北京人最传神的写照，莫过于“侃大山”了。

北京人能言善侃，是任何外地人望尘莫及的。“侃”是北京人特有的休闲方式。

北京人能侃，嘴皮子滑溜溜得如同油桶。大多数北京人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侃爷、京片子。但是，他们注重的不是“侃什么”，也不是“怎样侃”，“怎样侃得漂亮”，只是为侃而侃，仿佛他们没什么事情可干，既不要形式，大多也没有目的，大到国家大事，小到鸡毛蒜皮，什么都可以侃上三天三夜。

北京的商人具有一种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听众越多，反应越热烈，他们侃得越来劲。在北京企业家的聚会上，企业家们往往是争先恐后，高谈阔论，语惊四座。相比之下，上海的企业家有这种口才和辩才的就少多了。典型的上海企业家聚会，企业家们西装革履，斯文风雅，你谦我让，发言讲话更是极有分寸。在“侃”上，京沪两地的区别十分明显。

在北京商界，与“侃”紧密相关的是“捧”。一部又长又臭的电视剧或文艺作品还未出笼，就有捧爷没商量地在新闻媒体上搞起地毯式轰炸了，什么“空前绝后”，什么“史无前例”，什么“开创新纪元”，天昏地暗。事后观众却大呼上当。与此相联系，北京不少商人与外商谈判，也常常雇上几个捧爷，上来先天花乱坠捧一阵子，以造声势。

北京商人侃的话题极为广泛，吃喝玩乐、衣食住行、花鸟虫鱼、奇闻轶事、政经文体、东西南北，无所不包，无所不有。但北京人对政治一往情深。因此，与北京商人谈生意前，得多让他侃点政治。每个北京商人对政治都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和见解，或许你还能从中悟出点什么来。北京商人爱侃又善侃，侃起来滔滔不绝。此时的你一定得沉住气，即使你觉得很无聊，脸上却不能显露出来。须知，满足北京商人侃的欲望，是打开生意大门的钥匙。在谈生意时，与北京人一见面，就单刀直入谈生意，往往是欲速则不达。

以诚相待，不虚伪

北京人非常实际，不论他们做什么，都给人一种务实的感觉。他们崇尚真诚的人际关系，待人坦诚不欺，鄙薄奸诈不实的作风，具有一种君子风度。

在北京，整个城市风貌都表现出朴实无华的风格，商界更是如此。比如，人们在商店和市场买东西，货主要价都很实际，不大出现漫天要价的情况，而且价格比较一致，能够做到市无二价。北京商人与人接触时，不论相识与否，都会坦诚相待，不存尔虞我诈、相互提防之心。全国各地来过北京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觉，和北京人打交道比较放心。虽然也有一些人上过商家的当受过商家的骗，但这些都是在北京的外地人所为，真正的北京商人会因为天子皇城的首都人的优越感而轻视外地人，但很少会欺骗人。因此，尽管全国各地不时爆出起起诈骗案，但是几乎都与北京人无缘。北京商人非常讲究诚信。具有570年历史的北京大栅栏商业街最为著名，云集其间的张一元茶庄、同仁堂、步瀛斋、内联升、瑞蚨祥虽历经沧桑，因为质量优良，诚信待客，驰誉中外。

“同仁堂”是中国医药界的一块“金字招牌”。350多年来，虽然经历风雨沧桑，但同仁堂一直生生不息，在各国医药公司逐鹿中华大地的今天仍然不断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同仁堂有什么奥妙使自己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呢？仁德诚信是同仁堂永葆青春的法宝。在经营中，同仁堂最起码的要求是不少分量，不售假劣药。无论买卖大小，都一视同仁。

北京人的人际关系是最有“人情味”的，他们世世代代都遵循着中国传统观念中“礼之用，和为贵”和“中庸之道”的准则，以保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最终达至社会和谐。

在老北京的四合院中，相互没有血亲关系的几个家庭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彼此之间相互关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形成一种非常友好和睦的人际关系。这种生活方式最容易使人产生感情，而且这种感情世代相传，形成一种稳固的文化心理。现在，北京虽然用高楼大厦代替了古老的四合院，然而这种人情文化却一直延续下来，并不断增添新内容。在现代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仍然维护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谦让，不分你我。在商界，北京人很重友情，把人际关系看得很重，不论是他们与你交往，还是你与他们交往，都很有人情味。例如，在吃饭问题上，几个生意人一起去饭店吃饭，大家总会争着付钱，常常出现相互之间各不相让、都要交钱的情况。如果一起出门，也总是争着全部包揽大家吃的用的。

北京商人中你我界限极不分明，在集体活动中，很少能见到大家平均摊钱买东西或自食自用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如果彼此之间利益划分太清楚，尤其是斤斤计较，那就是小气和自私，更重要的是，会因为计较个人利益而会破坏人际关系的和谐。

在商场上，北京人做生意非常看重友情，他们认为友情相互渗透、彼此交流是维系良好生意关系的最佳方式。他们和朋友交往，宁肯自己吃亏，也不愿损害对方，有一种“患难之交难逢”的意识。并且，在生意场上，北京人恪守一条格言：“骗朋友仅是一次，害自己却是终身”。因此，他们为人古道热肠，急人所难，乐于助人，处处替别人着想，无微不至地关心生意朋友，并且常常不图回报。

北京商人大多直爽豪放，北京人热情好客在全国是比较突出的。但是，他们不愿片面接受别人的恩惠，哪怕是最要好的朋友，也非常注重“礼尚往来”的交往方式。因为知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的人一向为北京人所不齿。

针对北京商人的这一特点，在与北京人做生意时，与上海人不同，必须注重与他们的人情交往，讲求人情味。

货好不用吹，不重广告

北京的名、优、特产品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产品推销上，北京人的观念是“货好不用吹”，不重广告是北京商人的特点。在北京，不少厂商、公司都奉行“货好不用吹”的观念，认为凡是好货绝对不用吹，“酒香不怕巷子深”；他们在货好销时是不会做广告的，只有在产品积压时才想起做广告。

北京有很多企业产品在全国领先，但是，在电视上做广告的很少，北京电视台常出现的也多是外地的“金龙油”、“大印象减肥茶”等；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的很少有北京的企业。外地广告在北京铺天盖地，但是，北京商人似乎对此视而不见，依然我行我素，很少涉足广告，他们既不会花上百万元请明星做广告，也不会去竞夺什么“标王”之类。即使是在《北京晚报》、《京华时报》等报做广告，也只是一些商场促销商品的生活类的广告。

北京商人不重广告，主要原因有三：(1)传统的“货好不用吹”的观念根深蒂固，经营战略多放在研制和提高产品品质上。(2)由于地处首都的优势，大企业的产品具有广阔的、全国性的市场，小企业又多难满足北京的市场，商人不愁产品没销路。(3)北京人消费观念逐渐向名、优、特转变，消费多倾向于名牌、高档商品，而名优产品都是大家熟知的。

商人素质较高，文化味较浓

北京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这里汇聚了中国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也集中了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有人戏言：在北京，随意扔一颗石子，砸着的可能就是博士。目前，北京著名的企业家中，柳传志、王癣张朝阳、王志东等等，都是大学教授或出国留洋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

据统计，目前北京至少有100万个拥有自己资产和雇工的老板，而且这种趋势还在迅猛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新办的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老板是年轻人，而且文化层次在提高，不少持有硕士、博士学位，甚至是出国留学归来的人。他们一般从事科技、信息产业以及第三产业。这些从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商人，文化层次高，信息灵敏。他们经商经验不丰富，但他们市场经济理论丰富，经过几年的商海浮沉，往往成功者居多。由于知识水平高，又有现代管理经营知识，尤其是他们神通广大，与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北京新一代商人多不同于那些从工厂作坊里走出来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他们或戴着眼镜，西装革履，手提笔记本，或准备把自己的发明产品化，或到某一部门去攻关，或为某一地区或企业进行策划，他们是京派商人中的骄子。

北京商人除了具有现代经营管理知识外，还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这些文化味包括这样一些方面：有儒商气质，谈吐举止高雅。知识面广，学识渊博，在本领域专业知识很精通。有一定艺术修养，对文化、艺术兴趣浓厚，与文化界人士有一定交往。对国外比较了解，懂得一定的外语。对某一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重工作，也重休闲娱乐，讲究生活品质。

上海商人性格特征

精明

“太精了!”这是各地生意人对上海商人最普遍的评价。

上海人因为精明，被人称为“门槛精”。上海人的精明，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既包括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更包括对个人权益、利益的维护，该得到的，他们一分也不让。这使得上海人常常为一点点小利益而斤斤计较。在上海，人们经常看到一幅画面是：在菜场上，一个衣冠楚楚的男士为几分钱与菜贩子吵得不可开交。在生意场上，上海商人都是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又敢于和善于据理力争。上海人的钱不好挣。为此，韩国的一家报刊称：“上海人都是经济里手，……外国人很难从上海人口袋里掏出钱来。”

上海人精明源自商业传统的熏陶。其实，中国南方商人(如广东商人、江浙商人等)的精明也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作为区域整体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质，上海人整体上被人们认为精明之至，精明已经成为上海商人人格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上海商人的精明是骨子里的。

因为太精明，上海商人做生意很有眼光。但是，由于太精明，上海商人大都十分谨慎小心，他们会注意到太多的细节。在做生意谈判之前，他们多半已事先调查了解好了市场行情、谈判对手情况等。他们的谈判多半是在有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才进行的。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常常会因个别小问题争论不休，时间拖得很长，使人们常会感到跟上海人做生意很累。因此，与其做生意时必须要有充分的耐心。

自负自傲

上海人的自负是众人皆知的。

1985年，美国耐克公司与上海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艰苦谈判。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放弃上海，将生产运动鞋的工厂搬到了广州。美国人一向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上海人的自负面前，只好别谋它途。一位美国商人说：“上海人除了有中国人通常在与外国人交往中所有的那种‘中央大国’的自大外，还有一种傲慢心理，即他们觉得不需要外国投资者。”

上海人的自负感，源自上海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上海对全国工业贡献最大，尽管上海的人口也最多，但是，全国人民都认为上海人工资高，是有钱人，上海人也以此为傲。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在上海，上海人对外地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乡下人。在他们的眼中，上海人是城市人，外地人受到轻视，似乎天经地义。因此在上海，能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就像获得当年租界的领事豁免权，又像今天推行的银行金卡，将会获得众多优惠。这使得上海人以自己的身份为荣，不愿离开上海，人称的“恋沪癖”成为上海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特征。改革开放后，上海发展更快，上海有强大的工业技术基储全国最高的人才素质及富有传统的工商金融文化意识，上海成为中国的一颗“东方明珠”。

上海人因为自信而生的自负，在生意场上，表现为他们对自己提出的做法坚信不移，认为自己的想法、主张是顺应自然，合乎逻辑的，所有的人都应赞同，不愿让步。为此，一位深圳的年轻经理抱怨说：在其他地方，对方知道我是来做生意的，都很热情。可是在上海，好像我带来的是讨饭碗，个个架子十足，等着我磕头作出乞求。每次做生意，上海人都死命地抠，抠得你无利可图。这种生意谁肯做。

上海人这种自傲自大，招致了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在生意场上，这也是外地人不太愿意同上海人合作的原因之一。

上海具有商业竞争的传统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场虽尚不成熟，此时的商业竞争却十分残酷。洋商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之间，竞争都十分激烈。其竞争手段、激烈程度都给人以震撼。上海，商家必争之地，谁能立足上海，谁就意味着拥有财富。上海是铸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炉，在这熔炉里，培养出了一大批商界精英。作为中国现代商业的精英，上海商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商业手段之繁杂、经营思想之宽阔，令各地商人惊叹。

中国近代商业精英云集上海，使他们在大上海各展雄才大略，各占“地盘”，从而使得大上海的商战十分残酷。上海商人个个都精于商战。

进入21世纪，上海的市场经济已经步入成熟之时，南京路每天客流量达300万人次，600多家商店比肩而立，各显风姿。徐家汇、淮海路大型商厦不断涌现，首尾相接，形成了独特的“圈状模式”。许多商家采取的竞争手段更加复杂多样，广告战、价格战、品牌战……硝烟弥漫，奇招百出；甚至不免出现非理性竞争，比如过分杀价、相互攻击谩骂等。但是，作为商家要在上海做生意就必须大胆参与，进行竞争。

目的明确

经济利益是惟一原则

受长期的商业传统影响，上海商人形成了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讲求实惠，漠视政治，关心个人和家庭生活，在商界则体现只讲经济利益，重利润的商人风格。

上海在长期的工商业历史的影响下，实惠哲学成为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把这一观念衍化到日常生活之中，表现为上海人对实际的、具体的个人利益的重视，重视事物的实用价值，在形式和功能、审美与实用之间，上海人更倾向于后者，这一点极像美国人。追求实惠的上海人总是会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在商业活动中，上海人较北方人较少地考虑面子、名声等非经济因素，而是明确地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种观念反映在生意场上的买卖关系中，表现为上海商人买卖双方都把对方看作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演绎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得失的计算先于一切，商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投入多少与实际获利的比较，评判自己行为的效果。

北方人做生意可能考虑的因素还有人情关系、地位差别等，而在上海，商人们却很少考虑这些。上海人做生意，只把经济利益做为惟一原则和目的，只考虑赚钱不赚钱，只要有钱赚，几个互不相识的人可以迅速组成一伙，而一旦经济利益目的达到或这个团体达不到经济目的，一伙人就迅速解体。

守法守纪，契约意识强

长此以往，上海人形成了追求合理化、追求平等与规范的观念。上海人的这种观念，使得今天的上海市成为极具理性的城市。上海城市管理的特点之一就是热衷于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办法措施。如果遇到什么新情况，上海人的倾向是立即制定管理办法，而市民也基本服从管理。

守法守纪，遵守秩序是上海人的基本观念。上海是我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即使在旧上海，也很少有欺行霸市之徒。因为当时的商人多是移民，且有外国帝国主义的高压控制。既然大家都是外来的，都没有可依仗的传统势力，那就只好凭自己本事吃饭，大家都应遵循相同的规则。因此，上海商人比较遵守商德、法规，这一经商意识沿袭至今。

上海人不做违法的生意，这虽不能说是绝对的，起码是大多数上海商人的共识。在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些年，沿海不少地方走私盛行，黑市猖獗，但上海人参与者并不多。在有些南方人看来，不违法难赚大钱是其做生意的诀窍，造假卖假、偷漏税款等频频发生，但上海人做这种事不多。上海人是生意场上的“正人君子”，不做偷鸡摸狗之事，甚至连“擦边球”都不打。与上海人做生意时，应该遵纪守法，按规矩办事，否则你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和合作。

因为守法守纪，上海人是非常理性的，做事要求有理有据，他们契约意识强，重合同。这源自商业传统的熏陶。上海现代商业历史长，尤其是西方数百年商业传统对上海深刻影响，使得上海人形成了凡事讲求公平合理、追求合理的心理素质，因此，他们较为重视合同契约。

上海商人做生意时，认真履行合同，一旦签订了合同，如无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上海商人大多会严格按合同办事，决不含糊。签定合同有如下的一些特色：

(1)合同是做生意一般不能少的，签订合同是双方合作的法律依据。

(2)合同签订内容全面，表述精确。特别对双方的责任、义务有清楚的表述。

(3)签订合同时，对可能出现的意外尽可能考虑并有相应的对策条文。

(4)讲究合同的合法性，认为合同的签订必须符合国家、地方(合作双方所在地)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能够产生因可预见的主客观原因而使合同不能履行的状况。

广东商人性格特征

要发财，忙起来

广东人天生勤劳，能吃苦。广东人以钱为人生第一要义，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钱，四下奔忙，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广东人很有钱，很多外地人对广东人很眼红，其实，有钱的广东人赚钱来得正道，来得辛苦，来得自然。广东人的财富并不是天上掉的，绝大多数广东人是在自己的勤奋努力下才走向富裕之路。现在很多的广东大商人是从小商小贩起家。

在广东，人人都忙忙碌碌，为生计而忙碌，为挣钱而忙碌。为了钱，广东人可以放弃一切，可以去受累，可以去受苦。以广东人最有代表性的广州人而言，广州人是中国城市人中最忙碌的一群人。广州比上海小多了，但汽车、摩托车之多令人难以置信。一天24小时马路上似乎永远是车轮滚滚。夜幕降临之时，司机们奔波劳累一天挣足了自己的钱后，洗车擦车人又开始表现出不怕脏、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忙，是广东人的特征，更是广东商人们的突出品质。广东商人忙，整日东奔西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们恨不得把一分钟“劈”成两分钟用，从每分钟里挤出几张“四人头”。

“要发财，忙起来。”这是广东商人们的口头禅。

在广东商人的意识中，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观念特别强。他们东奔西跑，要把每一分钟都变成效益。他们虽然比一般人是累了些，但是每一分钟都变成金钱也活得踏实。由于对时间特别看重，因此，他们办事节奏快、效率高，许多商机往往被他们抢先一步占领。广东人做生意，手脚很快，“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这是人们对广东商人经商风格的评价，也是广东商人生产、经营的秘诀之一。

因此，要和广东人做生意，慢慢腾腾是根本不行的。太慢了，一是容易错过时机，误了生意；二是与广东人合不了拍，“步调不一难以得到胜利”；三是因为你的动作慢了，思维慢了，让广东人占先手，抢先机，你总是得跟在广东人后面跑，吃亏是难免的。

利益交往，少空谈的情义

广东人具有经商的传统。他们虽然个头瘦小，但是具有天生的商品意识。言必言商，言必言利，全民皆商，你很难分辨出谁是商人，谁不是商人。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钱是不好的东西。然而，广东人的金钱观念很强烈。在广东人眼里，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挣钱。广东商人做生意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发财。由于赚钱的目的单一，方向一致，广东商人在行动中少了一些盲目与动摇，多了些动力与恒心。为了赚钱，广东人干得踏踏实实，他们没有心思、也没有工夫空谈哲理、人生，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在广东人的观念中，有了钱，就意味着有了财富，可以满足自身各种需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了权力同样可以做到支配别人，支配各种资源。但是，广东人远离政治中心，政治对他们的影响太小，通过政治获取支配地位的人太少，这使得广东商人干脆漠视政治，远离政治成为商界传统。

在广东人眼中，政治当不了饭吃。企业考核员工，对政治关心与否不是很重要，相反干活的效率、数量、质量最重要。对员工的报酬，厂长经理也主要以物质刺激为主，并且，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也只认物质报酬。在广州、深圳等地的企业中，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上至经理、厂长，下至“打工族”，人人心里都是一个观念，只有企业发展了，自己的饭碗才能有足够的实惠。

曾有一位大报的知名记者到广州的企业采访，发现这里的企业作风明显与外省的企业不同：第一，不善于介绍经验。厂长经理介绍情况很少会滔滔不绝，没有“宣传”的“准备”。第二，保密观念强。许多能表现企业经营业绩的数字往往不告诉记者，怕记者写出来透给了同行业，影响竞争，有的企业某项经济指标明明已在全国领先，但偏不愿让人知晓。第三，对上门谈生意的人的热情大大超过对记者采访的热情。记者采访结束后，几乎没人送“纪念品”。遇到吃饭时，也简单实惠，决不铺张。

因此，在不少北方人眼里，广东人太俗了，谈起钱来眉飞色舞，没完没了，除去了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广东人都认为没有钱就不能活，一分钱可以难倒英雄汉。即使是一门心思赚了大钱，腰缠万贯，他们对政治仍不会表示出太大的兴趣。当然，以追求利益为第一目的的广东人也不是一心只问盈利事，两耳不闻他人言，期货商或者炒股票的人也关心政治，但他们对政治的关心完全是出于对钱的关心。

由于这种“政治观念”，广东商人与政治往往是离得远远的，甚至其中一部分人厌恶谈论政治，因此与广东人做生意时，谈论政治引不起广东人的兴趣，甚至谈论政治可能会引起一些广东生意人的反感，认为你有政治背景，而不愿与你合作。

总之，多讲钱，少谈政治，是广东商人的突出特性之一。

勇于开拓，喜欢标新立异

广东人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在历史上，近代凡是与西学有关的事和物，大都是由广东人最先尝试。在轰轰烈烈的近代史上，广东被人称为“思想家”的摇篮，其中康梁变法曾震动中华。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广东人。有人用句通俗的话的来形容广东人和东北人：广东人是文胆大，东北人是武大胆。

由于人文的传统，广东商人敢为天下先。据史载，早在唐代就有广东人到海外做生意；到了近代，广东商人更是足迹遍天下，广东成为我国著名的侨乡。至今，广东的海外商人形成了巨大势力。在广东人的性格中，只有“先”了才有意义，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广东人喜欢“头啖汤”。广东商人敢为天下先的品质是与勇于开拓，敢冒风险，善于变通，踏实肯干的习性联系在一起的，这使他们易于适应各种环境，一旦遇着机遇，就迅速发达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商人处处身体力行敢为天下先，这已成为广东人的核心品质之一。

广东商人发财的精义在于“敢”和“先”二字。“敢”即大胆，别人不敢干的事我敢干；“先”是先行一步，争取第一。因此，和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做生意，应当注意尽量与他们开展富有新意的合作。

广东人喜欢标新立异，喜欢做新的生意。因为新才没有竞争，没有对手，才可赚取垄断利润。因此，他们一旦看准，敢冒风险，有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气势。

自我表现，“王婆卖瓜”

广东人讲面子，重派头。

在穿着打扮上，广东人是“上名牌、下名牌，捉个虱子也金利来”、“绅士淑女们，有吃没吃，头得保持!”在生意场上，广东商人总是以最能显示其实力的一面与你接触，他的服装一定是名牌，他的手提包一定是精美昂贵的密码式手提箱，他的手表一定是世界名表，与人交往乘车，如有可能他绝不会坐档次较低的汽车。广东商人的办公室一般都是豪华漂亮，老板桌尽可能地大，沙发尽可能地高档，他们从表面上充分显示自己有着大把大把的钱，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即便其帐面上已无分文，他们仍要给人以气派的感觉。广东人的这一做法源自于他们重派头，好自我表现的人文心理。这种潜在的心理，表现在企业经营活动中，他们“王婆卖瓜”的意识和手段最强。因而，广东商人的广告很有震撼力。

广东人不是最早运用广告的人，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广告曾令全世界为之侧目。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商人很快操起广告这把利器，大肆开拓市场，比历史上的上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广东人做广告，敢于早投入、高投入。例如全国最著名的演艺圈人士李默然的三九胃泰广告开创中国名人广告的先河。广东美的集团以100万元请国际红得发紫的影星巩俐为其做商业广告，国际影星成龙更不遗余力地向全中国的小朋友们推荐小霸王学习机……这些都以其杰出的效果轰动一时。广东商界也因此尝到了广告的甜头。

现在，做广告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广东商人在广告战中新招迭出。

某年底，广州某家酒楼开张，在报上登上一张不大不小的广告，说是要招聘一位公关经理。尽管企业招聘公关人员的广告比比皆是，但这个广告登得特别，它所谓的“公关”经理不问性别年龄，除了外貌端庄外，惟一的条件是需懂5国语言。一家酒楼的公关人员要懂5国语言？一时整个广州为此议论纷纷，大家都要看看它招到的到底是何许人也。结果，一位徐娘半老的越南归侨应聘就任。这家新开张的酒楼就是通过这一张奇特的招聘广告在酒楼如林的广告中一举成名，不少人上这家酒楼吃饭就是为了验证一下这位“公关”是否真懂5国语言。

广州商人的广告意识由此可见一斑!广东人做广告做出了心得体会，做出了名堂。

如今，广东商人看准了广告是一种投资，并且是一种投入很小而收益很大的投资，因而更敢下狠手，敢出奇招，但是，广东商人的广告做得让人心服也心虚，有时也存在夸大其辞，名不符实之嫌。

因此，面对广东商人的“王婆买瓜”式的广告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小心提防被其虚假方面蒙敝；仔细学习其方法，利用广告进行营销创利；重视其广告的宣传作用，从中领会其产品的实力和质量，然后选取好的产品进行销售。

讲究避讳，迷信思想重

经商的传统使广东人性格开放，容易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识浓厚，和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相比，他们排外性不强，通常只是以一种商人的眼光和方式热情接待每一个南来北往的客人。但是，文化素质较低则使他们缺乏长远的目标，一旦经济富裕则易自满自足。他们对中国传统国粹崇信不起来，又对西方宗教知之甚少，思想上的空白使他们的信仰多从面相、风水、命运等一类中寻找归宿，形成广东人迷信命运的风格。

深圳是全国各地的人才荟萃之地，深圳人现代观念强，但封建迷信给深圳人涂上了浓浓的色彩。人们称深圳是“传统的神主宰着现代的城”。走进深圳的商店饭店，你随时都会看见在货架上或餐桌边，都有一尊大小不等的佛像，或如来、或观音、或财神，其色泽鲜亮，雕塑精细，而且点缀上霓虹灯常年不熄。在他们的心目中，求发财，图吉利，均离不开诸神的保佑。仅以坂田第一工业区为例，几乎所有的厂家都设有神像，大厂大设，小厂小设，仿佛不设神像就没了主心骨。

广东商人很迷信，出门做生意前，有条件的话，他们都要问问先生，几时出门好，向哪方向好；重大生意谈判前总要求上一卦：生意可谈成否，对手今怎样。有时候，生意场上风云多变，生意人拿不定主意时，他们就会想起去求签问卦。

迷信的广东商人最讲意头，数字要“6”、“8”，因为其谐音是“顺”和“发”。他们的电话号码、手机号码、车牌号码，多是有几个“6”与“8”。“6”与“8”抢手，有时需要竞拍，店铺门牌号码最好也是“6”、“8”，图个吉祥。而逢6、逢8的日子也显得金贵。

针对广东商人的迷信，与广东人做生意时，很有讲究：送礼要防“忌”，说话要注意，多用6与8，处处图吉利;摸准他们的迷信心态，多从唯心角度去迎合他们避凶就吉的心理；谈生意，进行合作，多选择在“良辰吉日”、“风水宝地”。这样，精明之至的广东人才会乐意与你合作交往。

西安商人性格特征

千年帝都的自负

在西北商人中，西安商人是很有份量的。相对于中国沿海地区，西安商人朴实厚道。但是，相对西北商人来说，西安商人是很自负的商人群体。因此，有人说，自负是西安商人骨子中的东西。秦中自古帝王都。西安商人的自负根源于祖宗辉煌的历史。

自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以后，直到唐朝灭亡，关中地区一直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存在。西安作为周、秦、汉、隋、唐等11个封建王朝的建都之地的时间，累计达1062年，是中国古代建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城市。而正是定都于西安的秦帝国、西汉、大唐，奏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最强的乐章。十多个王朝的兴衰演变，太多的文化积淀，赋予了西安人一种帝都的精神。虽然西安自唐以后风光不再，但千年帝都臣民的荣光使他们从自尊终至自负，时至今日，西安商人的骨子里仍去不掉帝都意识和皇家派头的优越感。

在西安，流行这样一句话：西安人的心，像西安的大马路；西安人的脸，像临潼的兵马俑。这是外地人对西安人的评价，说西安人心地坦直，外表僵冷。除了自负外，内心里浓重的优越感使西安人表现出一种羊肉泡馍性格：第一是馍粗，西安商人粗犷豪放；第二是碗大，西安商人胸襟宽广，有大家风范；第三是要花很多时间把馍掰碎，西安商人办事慢性子，缺乏时间观念。概括可谓经典。

因为自负，也因为优越，西安人是“长安，长安，常年平安”。在动荡、变化的市场中，他们大都能保持处乱不惊、自信十足的心态。即使经济大潮汹涌澎湃，他们也大多冷眼瞧着大门外，看莺飞草长，花木荣枯，却保持自己不紧不慢的脚步，按部就班地做着经营，就是西部大开发的热潮风起云涌，外地商人纷纷进军西安，西安商人也少有惊人之举。

西安商人很自负，他们瞧不起外地人，甚至看不上外地货。因此，做生意时，西安人爱夸西安好，对自己的产品善于王婆卖瓜式进行吆喝。在与西安商人做生意时，能满足其优越感的商贸活动容易成功。

善于抓住商机

西安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在两千多年前，长安就与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蒙古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在秦帝国，关中出现了一大批商人，其中不乏大贾。汉唐之时，长安工商业繁荣，商贾云集，八方辐凑。宋元以后，关中地区商业虽日渐式微，但是，西安还是凭借农产品的优势和对西北、西南的贸易往来，使得其商业保持了一定的规模。清朝时，内地与西藏进行茶叶、马匹交易，西安商人也穿梭往来其中。悠久的经商历史，使西安人天生具有一种商业意识。但是，在做生意过程中，西安人最突出的特长是很善于从各种事件、场合和时间上挖掘商机。

辇止坡老童家腊羊肉的出名，就是西安人这一特点的体现。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携光绪皇帝仓皇出走西安。有一次，她乘坐御辇途经西大街桥梓口，那时这里是个很陡的坡，车子正在上坡，慈禧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味，就问什么东西这么香?当时西安巡抚回答说，是一家卖牛羊肉的正在煮肉，主人姓童，老童家的。太后闻言，喝令停车，派人买来一尝，大为赞赏。

王公大臣们为博取慈禧的欢心，遂由兵部尚书赵福桥的老师邢庭维手书“辇止坡”金字招牌一面，悬挂门口。精明的西安商人立即抓住这一事件创造出了辇止坡老童家腊羊肉，推向市场。至今，辇止坡老童家腊羊肉以色泽红润、气味香美、肉质酥松、咸烂可口，闻名中外。

在市场经济下，现在的西安人在发掘商机上也丝毫不比前人逊色。

90年代初，川菜、粤菜及外地特色食品在西安扎下阵势，不知赚走了西安人多少钱。从吃文化受到启发，西安商人隆重地推出了饺子宴，这种饺子宴用蒸、煮、煎、炸四种方法可以摆出一席各种不同风味的108种饺子!饺子外型简直像工艺品，像蝴蝶、像燕窝、如海贝、似云朵……此项目一经推出，使嗜食面食、只为换个口味才到川菜馆、粤菜馆的各地人不禁食欲大动。饺子宴在与川菜、粤菜竞争中一举获胜，如今，饺子宴已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

西安人善于捕捉商机的能力，使他们在商场上很有竞争力。

孤注一掷，敢做敢为

历史上的陕西商人敢于冒险，他们曾为追逐商利，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开银号、当铺，放高利贷，贩运川丝、夏布、药材，以敢做敢为著称。这一敢做敢为的传统在现在的西安人中仍然是一个巨大的人文传统，体现在商场上，他们往往敢于孤注一掷。

1993年太阳集团开发出“八珍”牛肉甜辣酱产品，销售情况不错。1993年刚开发出来，就销了3000箱，1994年上半年销到5000箱，下半年又销了5000箱，1995年上半年销量猛增到3万箱，这是个可大干的项目。但是，集团总裁李照森认为“八珍牛肉甜辣酱”这个名字不能用。这个名字虽然通俗，也朗朗上口，但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经过反复筛选和推敲，从十几个名称中，李照森选定了“阿香婆”。

这个名字既有传统文化的背景，又有民族的特点，同时还蕴含着产品熬制的精心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寓意。名字取定，1995年8月，“阿香婆”的广告便在北京和天津尝试着推出。结果，“阿香婆”在京津地区一举成功，“阿香婆”小试牛刀，便初露锋芒，李照森遂决定拿出1000万元，将“阿香婆”一举推向全国。这是孤注一掷的办法，但他感到这次是有备而来，不会再有闪失了。1996年7月1日，“阿香婆”的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没想到广告一出，反响出人意料地强烈。许多精明的外地商人意识到了这个西安产品的巨大市场潜力，不到一个星期，两个销售热线电话就响个不停，到处都在要货。1997年，人们购买“阿香婆”的销售总额突破5个亿，利税超过1亿元。李照森孤注一掷的做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西安商人做生意时，如果竞争激烈，双方实力旗鼓相当，往往最容易背水一战，孤注一掷，做出许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来。因此，与他们做生意必须注意如下几点：凡事预则立，对西安商人孤注一掷的做法早有心理准备。当竞争白热化时，作为防备他们背水一战，孤注一掷所产生的后果，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主动进攻。

杭州商人性格特征

面子心太强，少有大商人

在善于经商的浙江人里面，杭州人没法起代表作用，尽管杭州是“浙江首都”，但是，从某种意义讲，杭州人却不像善商的浙江人。

杭州人不愿外出，凡在外地谋生的杭州人，被“正宗”的杭州人所蔑视。因为在杭州人眼里，没有比杭州更好的地方了。事实上，杭州人是宁愿当清洁工，也不愿背乡离井，和上海人的“恋沪癖”相似，杭州人有很深的“恋杭癖”。上海人自视甚高，但是，杭州人的自豪感甚至超过上海人，杭州人从来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哪个地方最好?”因为答案对他们是不言自明的。第一，西湖风景，举世闻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第二，杭州曾作为南宋首都，广阔的江南没有一个城市有此殊荣。杭州人脑子里总还隐留着皇城中天子脚下的自负感。

长此以往，杭州人由于盘踞于祖先的荣耀和历史遗产上，被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封闭并围困，年复一年地陶醉于一潭死水之中，逐渐趋向保守、封闭、夜郎自大。杭州人和敢于开拓冒险的宁波人、温州人相比，简直不像一个地域上的人，杭州人少有成为大商人的。

杭州人做生意，少有跑到外面的，多是外地人到杭州来赚杭州人的钱。在经商这一点上，杭州商人认为面子是第一重要的，面子丢了，是最了不得的事，因为面子心太强，所以杭州商人做生意，决不会赤裸裸地大谈金钱，尽管其心里多么渴望钱财。他们总会给“挣钱”披上一层动人的外衣，好像并不需要钱，仅仅是为了做某件光彩的事。

因为太爱面子，杭州商人有不少有碍面子的事不去做。他们做生意多是些体面的行当，开厂办公司会干，如果去摆个地摊之类，就是打死也不会去。

上层路线，工于心计

在杭州人眼里，做官很风光。因此杭州生意人也多和做官的联系起来。在做生意时，商人们以结识官员为荣，爱走上层路线，爱打权力牌，在赚了大钱之后往往思考的不是如何去在商界发展，而是一门心思往政界挤。

历史上胡雪岩的成功就是杭州人官商结合的典范。晚清时期，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深谙商政关系精髓，才成为商界财神。胡雪岩虽祖籍安徽绩溪，但他从小就在杭州当学徒，深受浙江文化和生意场上浙江人意志品质的影响，杭州是其生意的摇篮和发迹地。此人才智过人，极其精明能干。在商界活动，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脑筋快，手腕活，腿脚勤，常常脸挂微笑，非常逗人喜欢。

由于胡雪岩早年曾生活在社会底层，熟知各种营私舞弊、拍马钻营的套路，他从商后设法使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得到好处，以便牢牢地抓着人心，听其指挥。因此，他口碑很好，人缘极佳。胡雪岩深知中国封建社会“官”对于商业的重要意义。胸怀大志的他不惜以自己失业为代价，冒险挪用钱庄500两银子资助一位穷困潦倒的冗吏王有龄升了官，与之成莫逆之交。王有龄进入官场后，官运亨通，权势日隆，胡雪岩便利用王的权势，开设私营“阜康钱庄”，从此以金融业为中心，周旋于官府、帮会和洋商买办之间，极尽投靠、勾结、拉拢、网络和收买之能事，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并利用这个关系网大肆进行各种合法的、非法的经济活动。

胡雪岩工于心计，精于谋划，手段高明，处事圆滑，在生意场上以极其精细的连环算计，进行大规模垄断性经营，屡屡得手。除做蚕丝、茶叶生意之外，他还帮清政府大举洋债大量进口军火，这些大生意使银子流水般地涌进自己的钱庄，短短10年，家财暴增至亿万，富可敌国。发达后，胡雪岩捐官至二品，顶戴花翎，人称“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经商之道是机智的人际关系之道，他八面玲珑，投其所好，处世之术使其在理性淡薄的中国官场上大行其道。现在胡雪岩不在了，但从今天的杭州商人身上仍可看到擅长交际的传统。

因此，与杭州商人做生意，必须小心善于机变、审时度势的“胡雪岩”。

心气平和，儒雅有礼

杭州人“世风温和”，是文明之邦。

杭州人很雅，鄙视粗野，杭州人无法忍受别人指着脊梁骨骂人，他们总是心平气和。如果有问题，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绝不会“小人动手”。因此，杭州商人做生意时比较注重讲道理，讲究商业道德。

杭州商界曾在全国率先提出“十点利”经营法。所谓“十点利”指商品零售价定价时按进价加10%确定，商品价格卡上标着商品进价和零售价，增大价格透明度，让顾客购买时放心。这样与顾客的纠纷大为减少。只不过“十点利”利润太低，难以持续较长时间，热闹过一阵后收了场。

杭州商人经商时心平气和，多不太狠，不怎么“斩”客。为了经营上的稳妥，他们往往先虑后动，以求与各方和气生财。

杭州商人的这些风格，很像北方商人。因此有人说，杭州商人是南国商人中的北人。因此，与杭州人做生意是值得放心的。

石狮商人性格特征

天生爱做生意

研究福建商人的精神，不研究石狮人，是一种遗憾。

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但石狮人却具有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但石狮人的市场意识几乎可以与发达国家的生意人相媲美。

石狮人天生就爱做生意。石狮人经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那时候，泉州是中国的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到了明末清初，石狮逐渐形成了一个小集镇，开辟了五个墟(集市)，即粮墟、鱼墟、牛墟、菜墟、布墟，逢三、六、九来赶墟的人越来越多。但战乱频繁，集市时冷时热。这里土地贫瘠，求生不易，石狮的男人一代又一代下海而去，到香港、澳门、台湾、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日本等地谋生。这些人两手空空出去，靠着勤劳，当劳工，做小买卖，积攒了些钱，陆续回去投资建设。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侨集资在这里建起了18条商业街道，这就是现在的石狮旧城区。

先祖们的拓海贸易意识和商品经济意识犹如生命基因遗传给了后辈的石狮人。稍有机会，石狮人就想做生意。即使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石狮人经商做买卖也未绝迹。石狮因“商”而产生，也因“商”而受到“左”的势力的打击，其间经历了“七落八起”的曲折历程。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石狮人凭着对“商”的信念、执著，又很快赶过来，并且以更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新一轮的经商活动，其经商的天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2001年一向低调的福建石狮人许荣茂声名鹊起。这一年，许荣茂首次入选《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即跻身第五名。石狮人许荣茂可以说是石狮商人杰出的代表。

1995年，房地产市场极其低落，当北京的众多房产商正愁眉不展时，却悄然地杀入了一位神秘的外来者。外来者一出手就不凡，拿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10万平米的地块，开发当时“钱”景乐观的亚运花园。此人正是许荣茂。1997年，许荣茂再次引起北京地产界震动，他投资的“华澳中心”开盘，20万平米的项目在当时可谓大冒风险，但是其楼盘的优良品质也着实让北京人开了眼界。这时尽管房地产的冬天何时结束似乎还遥遥无期，但许荣茂的投资依然没有刹车的迹象。紧接着，16万平米的紫竹花园、20万平米的御景园相继上马，几个项目的累计投资额超过了40亿人民币。此时的许荣茂，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投资理念，他在北京做的全都是高档外销公寓。依目前计算，许荣茂几乎占去了北京1/3以上的高档住宅市场，申奥成功又给许荣茂带来了机遇与灵感，他已经在北京圈地50万平米，计划明年开始投入30亿元打造“奥运花园”。

石狮人做生意很有眼光，也很有魄力。“野豹”董事长蔡东升办公室里有两张地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却没有省内地图。在蔡东升和石狮商人们的眼睛里，盯着的是一个更大的市场。蔡东升说的一句话：“石狮是出发点，但绝不是终点。”

石狮人什么都不怕，就怕不让做生意。石狮人不仅乐于做生意，而且善于做生意。

好打“侨”牌

石狮人做生意，擅长打“侨”牌。

石狮多华侨。在人口仅27万人的石狮市，旅居东南亚、日本、欧美的华侨及港台同胞多达60万人。石狮人几乎家家都有“海外关系”。这种关系，使石狮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了冲击。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却大大地派上了用场，成了石狮人发展商品经济的一张王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石狮的港澳侨台“四胞”陆续回乡探亲，进香谒祖和旅游，他们随身带来了许多带有洋标记的东西：西装、电子表、衬衫、皮鞋、计算器、收录机、彩电……获得亲友馈赠的石狮人不是一味享受着它们，而是立即想到了把它们变成钱，于是，这些洋货便走出家门，上了市场。这一下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小商人和顾客。与石狮人做生意，许多人都发了财。

由于有着侨汇“闲资”、侨房“闲房”、侨眷“闲人”，又在国家对集体办企业、引进外资给予鼓励的大环境下，石狮人走上了生产小洋货的路子。石狮人靠打“侨”牌，市场繁荣起来了。到1988年，全市有1万多个商业店摊，1300多家工业企业，服装占70%，形成了一个“服装城”。有这样一首诗来形容石狮：盖地铺天万式装，有街无处不经商，客来四海皆惊异，货去神州尽道“洋”。

石狮人的“侨”牌越打越响，生意越做越大，成了东南民营企业的一颗明珠。

因此，与石狮人做生意，也可以利用其侨乡的地位，大打“侨”牌。用其海外关系，内引外联，做好进出口贸易生意；充分利用其侨汇多，资金雄厚的优势，与他们联合办厂，共同开发；充分利用其侨胞多的优势，发挥其中介作用，通过石狮人把自己的产品推上国际市场；要防止他们的水货和假洋货。

一套服装走天下

石狮是有名的全国最大的服装市场之一，现在全市有个体工商户8057户，大小摊店17000多家，它们分布在18条商品街、4个小商品市场和4座商业大厦内，成为石狮市商贸活动的最强大的一支主力军。

这些年，石狮人“一套服装走天下”，腰包鼓了起来。但他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要想长领风骚，非得借助知识、发展科技不可。于是，高薪聘请科技人才，送子女自费上大学蔚然成风，并且已经开始创办民营的科研机构，目前全市有民办科研所33家。

石狮服装是从“庆亚运服装大展销”进军北京一炮打响的，继而他们再接再厉，继续进军大连、沈阳、哈尔滨，直取郑州、武汉、成都，先后在20多个大中城市举办展销活动，活动的结果是，在全国的大型商场设立了1300多个专柜。

与此相匹配的是，石狮的3000多名营销人员，活跃在大江南北；石狮的120多家民营联运站、200多辆卡车，根据客户的要求，及时将货物运往全国各地。从而形成了辐射全国的服装市场体系。

石狮人发挥侨乡优势，生产优质、新潮的服装，又楔入国际市场。目前，石狮市4000多个厂家生产的7000多万件（套）各种服装和其他商品，有40%销往海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石狮人看到举国上下齐开放，外地的地价、劳力、产品成本都要大大低于石狮时，他们又有了新举动：到外地去办厂。由商品输出改为资本输出。因此，许多人纷纷与石狮人做起了生意。目前，在石狮有15万的外地劳工；有2000多人在石狮办了小吃摊，有的是专门给这些劳工送饭的；每天进出石狮买卖衣服的外地人达3万多人次。石狮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服装生产地。

因此，做服装生意，就到石狮去，不仅方便服务好，而且物美价廉。

闽南商人性格特征

强烈的市场经济意识

受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福建各地人的性格很难一言以蔽之。闽北人安贫乐道，闽东人求稳怕乱，闽西人重宗内聚，而闽南人则讲究“过番”、“出洋”，到外面闯世界。从商人素质和商业精神的角度看，闽南人是最优秀的一群。

闽南本来就不适宜农耕，商人出海归来，常常带回大把大把的钞票，于是，“出海从商”就成了闽南人的最佳职业选择。自古以来，闽南做生意的就特别多，经商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职业。

闽南，人们一生下来耳闻目睹的情景就是祖辈父辈外出经商，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经商好，商中自有黄金屋，商中自有颜如玉”，所以，闽南人十三四岁就走上了经商之路。这在闽南不仅已是见怪不怪，而且天经地义。闽南人更善于从经商实践中汲取智慧。

闽南人具有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观念。

林土秋的制鞋厂是晋江最大的制鞋厂之一。但十几年前，林土秋还是一个光脚的农民。有一次，姐姐从海外回来探亲，晾衣服的同时晾了一些小杂碎。有一件东西叫他觉得挺新奇，有点儿像牛眼罩。姐姐要牛眼罩干什么呢？林土秋用手偷偷地捏一捏，还有弹性，……他不好意思往那儿想，就让自己的妻子去问。原来是胸罩，这是一个活了小半辈子的农民拐了一个弯从华侨姐姐那里打听到的新名词。这玩意儿挺新鲜刺激，于是这位晋江农民萌生了怪念头。

他让姐姐临走时把那新鲜玩意留下了。他拿着捏一捏觉得挺软，可又不瘪下去，拆开一看，原来里边包着两片海绵，哪儿有海绵呢?找到文具店，发现乒乓球拍上有，他买了10副乒乓球拍，回来仿做了10副胸罩，拿到厦门一家服装商店寄卖，自己混在顾客中看。结果，他亲眼看到那10副胸罩不到半小时就卖光了。商店马上决定订2000副，当然不能再拆乒乓球拍，可哪有海绵呢？林土秋又找到药店，最后找到了厂家。这位农民身上天生流淌着商品经济的血液，他好奇，敢创新，他敢走进那茫茫人群中去寻找市场。终于，他成功了。

在福建，像林土秋的人还很多，他们赚钱意识可以说是闽南人商品意识的一个突出反映。

基于闽南人的这一特性，在与闽南人做生意时：应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可能获益匪浅；同时，多与他们接触，其经商意识也会给你许多启迪。

开拓进取，敢拼敢赢

在闽南，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不当老板不算猛男。”

经商办企业当老板是闽南人的价值取向，是闽南人的第一职业选择。闽南人搞清了市场就办厂，他们不做守财奴，不喜欢存款而喜欢创业。赚钱是一种满足，创业过程是一种最大的满足。他们在本地办了厂，然后向外地延伸，他们不会陶醉在已有的世界里，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走进闽南，可以经常看到，20出头的小伙子有条不紊地管理着一个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企业。

闽南人爱拼敢拼。有一首闽南歌曲叫《爱拼才会赢》，这首歌在闽南家喻户晓，几乎人人会唱，被闽南人自豪地称为闽南的“国歌”。“拼”和“赢”两个字，十分形象贴切地刻画了闽南人那种勇于开拓、敢闯敢冒险的精神。

晋江恒安集团公司总经理许连捷就是一位敢为天下先、勇于冒险开拓的农民企业家。出生于闽南安海的许连捷，十几岁就开始打拼天下，他做过红薯粉条，卖过水果蔬菜，吃过不少苦头。但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他发不了财。改革开放后，许连捷被压抑已久的创业欲望和经营才能一下子迸发出来。他率先在家乡办起了服装加工厂，接着内联外引，创立了以“安乐”卫生巾为主要产品的中外合资企业——恒安实业有限公司。

许连捷是一位开拓型的典型闽南商人。当公司刚刚打好基础，他就把眼光瞄准了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他知道，他的“安乐”产品如果能在上海站稳脚跟，不仅能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可是，黄浦江畔卫生巾的大小工厂起码有十几家，他这个带着浓厚乡土气息的企业能挤得进去吗？恒安说要打入上海，就非打入不可，许连捷有胆有识有韬略，亲自披挂上阵，带领一批能征善战的业务员，开进了上海。然而，转眼两个月过去，磨破嘴唇踏破鞋，他们在十里洋场吃尽闭门羹，就连试一试的一位女士都找不到。许连捷不无感慨地说：“那段日子，风风雨雨，一言难尽”。但是，许连捷不灰心，不气馁。终于“上天不负苦心人”，有一家公司愿意进货，但压价太凶。当时“安乐”卫生巾算上各种费用，最少也得卖9毛，可对方只肯出8毛，多一分也不要。

俗话说：赚头生意有人做，蚀本生意没人做。但是，精明灵活的许连捷，早已对这家公司的信誉、销量了解得一清二楚，就怕你不买，等你尝到甜头还得找我。许连捷当场拍板：“卖，但只给200箱。”对方见状，立即变卦：“7毛9成交，不然不买。”商场如战场，事已至此，许连捷也只好签约交付，好一笔不公平的交易!但是，他早已成竹在胸。果然几天后，这家公司也从闽南人身上找到了赚钱的门路，于是自找上门，要求再购，并愿以每包9毛7分的价格订购2000箱。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现在这家公司已成为恒安公司的最大贸易伙伴，每年订购十万箱，成交金额上千万元。

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算度精深，许连捷身上体现了闽南人的商人品质。同时，一个善于做生意的人如果也具有这种精神，与闽南人合作，定然会发大财。

安徽商人性格特征

多儒商，爱打文化牌

历史上，安徽商人在商界曾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被称为徽商。一贯以来，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

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安徽商人的传统。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因此有人说，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尚文的传统培育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安徽文化的繁荣。今天的安徽商人虽然没有先辈“牛”了，但是安徽人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人文传统没有改变。

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史玉柱就是一个安徽人。在早几年，史玉柱可能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实，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商的故土。史玉柱说过：“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有人说：改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自史玉柱开始。

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现代安徽、徽州，经济上虽然落伍了，安徽、徽州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现代商人阶层，但安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发展文化的牢固信心。历史上，安徽曾造就了一代称雄海内的儒商，在21世纪，在安徽做生意，一定要有新儒商的气质，多打文化牌，安徽人才会认为你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

小农意识比较强

安徽地处南北交接地带，淮河、长江从西至东横贯安徽，将安徽划为淮北、淮南、江淮之间三个自然地带。东南西北安徽人的性格差异比较明显。淮北人有着山东大汉的爽直、豪迈的气质，在做生意时，重信义，办事爽快，但契约观念不强，因而容易引起法律纠纷。与淮北人相反，淮南人则酷似闽粤之人，有“蛮子”之称，在历史上，淮南已与闽粤有着同根之连。现在，淮南人具有闽粤人精明能干、聪明伶俐等性格特征。淮南人具有商业头脑，安徽大商人大多产于此地。皖西人善良、淳朴、厚道，重义轻利，不爱经商。皖东人受苏沪地区的经济辐射的影响，因而对经济方面更显得热心，外出经商与打工的不少，大多勤恳、务实，接受新生事物也比较快。安徽人做生意，性格混杂，风格迥然，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小农意识比较强。

这一文化心态源于历史的因素。徽商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化观念的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因此带着较为强烈的小农意识。在小农文化观念的引导下，徽州商人始终没能树立起商业效能的观念，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始终没能培植出对商业的忠心。徽州商人中从商而终的少，多数人无论是发了家或是赔了本，最终还是叶落归根，返回到以农为本的老路上来。在安徽，物质的富翁却是精神上的贫困户，财富并没有使其摆脱对商人身份的卑微感觉。客籍在外的商人，生活的奢侈糜烂是惊人的。置田建房修祠宇，几乎就是徽商资本的惟一出路。徽州商人的这一经商传统在当今安徽人中仍大有市常“傻子大王”年广久可以说是一个较为突出的典型。从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看，年广久属于第一代商人；从管理方式看，第一代商人是经验型管理者；从年广久的管理思路看，无不带有小生产者的烙樱他不是一个现代商人，甚至，他的个人性格及价值观念都具有明显的小生产者特征。年广久的悲剧，可以说是安徽商人小农意识的突出反映。他的小农意识也是历史上徽商衰落的体现。

小农意识是安徽商人最大的弱点，这常常使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北，如今的安徽商人必须大力摒弃之，树立自觉的商业意识，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

传统经商之道：“诚”、“信”、“义”、“仁”

有句民谚说：“无徽不成商”。说的是安徽人会做生意。

历史上的徽商，是指明清时代徽州府籍的商帮集团，明清时期的徽州下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6个县。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纪载，其后代有所发展，但形成一个商帮集团则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明嘉靖以后至清乾垄嘉庆时期，徽商达于极盛。无黟不成镇，无徽不成商，便是历史对徽商辉煌岁月的写照。徽州商人在长期经营中相信“财自道生，利缘义缺，逐渐形成了“诚”、“信”、“义”、“仁”的商业道德。

安徽人做生意重诚信，讲仁义是有名在外的。在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茶商朱文炽因舍利取义在广东从商20余年，亏损本银数万两，却全无怨悔。这样的例子，在徽州历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安徽人在史书里特地记载，引以为荣。这虽然不能不说是与商业赚钱的目的和精神背道而驰，但是至今，传统徽商的经商之道在安徽商人中风骨犹存，安徽商人仍然怀着舍利取义的古国之风，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讲求诚信，重产品质量。

“小岗村”香烟是安徽的精品烟，这几年远销中外。它的名字源于中国体制改革的先锋——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该村以农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而闻名全国，但是，“小岗村”卷烟之所以出名，并不完全是出于此，主要还是它的质量好。

经商做生意重义气也是当代新徽商的一个特点，安徽商人往往能够做到老少无欺，生客熟客一样。因此，在与安徽商人做生意时，了解传统徽商经营之道对现代安徽商人的影响是大有益处的。

山西商人性格特征

勤俭吃苦

山西商人大多白手起家，凭着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杀出了一条血路，足迹踏遍天涯。

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天寒风烈的生存环境，逼着山西人背井离乡，踏上从商之路，同时也铸就了山西人勤俭吃苦、坚韧不拔的品质。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帮商人对万里行贾习以为常，他们远往他乡，不以身家为念。山西商人大多白手起家，他们靠的是勤俭吃苦的创业精神，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许多山西商人把吃苦勤俭的美德代代承传，形成一种不怕艰苦、不畏风险的创业精神。在经商的刻苦性上，可以说，山西商人居全国商人之冠。现在，山西商人凭着这股精神，足迹遍及天涯。从日本到莫斯科，从加尔各答到阿拉伯地区，都能见到山西商人的身影。山西人也自豪地宣称：“凡是有麻雀能飞的地方都有俺山西人。”

讲究信用和质量

山西商人崇信尚义，名闻四海。

在历史上，蒙古牧民只要看到刻印有“三玉川”、“长裕川”字样的砖茶就争相购买，甚至他们以砖茶代替银两作为货币在交易中使用。

自古以来，从经营思想上看，商人可分两类：一是诚贾，又称廉贾，良贾，良商；二是贪贾，又称任商，佞商，奸贾，奸商。前者薄利多销，货真价实；后者压价、抬价、掺杂使假，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其区别在于诚贾以信义为重，奸商做生意不讲信义。山西商人则是重信义的一个群体。近代名人梁启超就曾经说过：“晋商笃守信用。”

历史上，山西商号信用卓著，贸易双方产生了一种由信用交易产生的特殊结算形式——标期。太谷为全省商业中心，标期每季一期，届期结算旧债，再生新债，有借有还，体现了商人与主顾间建立的互相信赖关系。过标之期，名商云集，“通衢为之狭”。倘若有人不按规定执行，就要受到所有商号的指责，并采取一致行动，中止与他的贸易往来，让他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常因此，晋帮商人中有许多深孚众望的商家，“舞弊情事，百年不遇”。

在山西商人中，许多人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红火，就因为他们讲究信义，才得以致之。

近年来，由于山西商人在经商实践中奉行崇信重义的职业道德和遵守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成绩卓著，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因此，与山西人做生意，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大胆放心，他们不会玩欺诈，也不会见利忘义。

公平竞争

义与利是一对矛盾，只讲义而不求利，就不成为商人，但只求利而不讲义，既不合乎社会道德规范，损害公众的利益，从长远看也是饮鸩止渴，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所以，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既是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商人素质的体现。在处理义与利的矛盾上，山西商人是成功的典范。他们的秘诀就是公平竞争。

历史上，山西票号，财大气粗，其势力几乎左右全国的金融市常它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但票号既不欺行霸市，也不以势压人，而是义中取利，同舟共济，互利互惠，尤其是对一些资金少、规模小的钱庄、店铺、典当、账局，他们不但不排挤，反而不时给予资金上的资助。这样，山西票号就避免了矛盾激化和一些不正当的竞争，而是凭借雄厚的资金、良好的信誉、灵活的经营和优质的服务，招徕了客户，扩展大量业务，从而取得了一流的经济效益。

山西商人公平竞争的商业精神一袭而下，到现在，他们做生意时仍然很注重的商业道德。在西部大开发的工程招标或其他企业活动中，虽然竞争很激烈，但是，山西人很少动歪主意，走关系，而是凭借实力进行公平竞争。

薄利多销

山西商人以善于经营闻名于全国，其经营方略值得借鉴。

山西人做生意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薄利多销，产销结合，并以其热情周到的服务，赢得广大客户的欢迎。在历史上，他们在内地采购草原牧民需要的服装、茶叶、布匹、铁锅、白酒、红糖、碗瓷壶、果品等贱价抛售，还将布料扯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任牧民选购，从而使销售量大增，利润因之增多。而且，他们深入了解各地的生活习惯、消费水准、市场容量、产品规格、性能、价格等要素，采取以销联产、产销结合的办法，有时直接联系货源，组织生产加工。例如，平遥、祁县从事茶叶贩运的商人干脆在福建武夷、安徽六安及湖南等地开设茶叶加工厂，自己加工包装成砖茶，然后加盖本公司的商标，到各地销售。他们往往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

由于他们重视产品质量、信誉，因而客户只认商标，不加检验便大量购买，致使销路畅通、市场稳定、利润大增。此外，山西人大多从事长途贩运，商品的流通环节十分畅通，自运自销，产销配套，一条龙服务，既保证了供货及时，质量可靠，又赚取了运输费用，可谓一举数得。

因此，在山西做生意，必须重视山西商人的这一做法，并且加以接受学习，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否则售价太高，就难以与山西人进行竞争，也难在山西打开市常重视信息重视信息，预测行市，垄断市场，这是晋商致富的重要途径。

做生意，要讲信息。历史上尤其是贱买贵卖为主要手段的晋商，对商品信息十分重视。他们虽无徽商那种族谱“联络网”，但也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行情，掌握各地物资余缺及影响商业经营因素的情报。在商业总号和分号之间，一般是五天一信，三日一函，互通情报。这种经济情报对晋商寻求商机和下决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的山西商人大多继承了晋帮商人重视信息这一特点，在做生意时，他们很重视信息的捕捉和反馈，许多大的公司企业都有专门的市场预测人员进行市场调研，及时采取相应的变化措施。进入新世纪，山西人在互联网上建立的“晋商网”，分“新闻动态”、“商业机会”、“产品展示”、“行业资讯”、“企业全库”、“晋商文化”、“企业名录”等栏目，及时发布和提供有关各种最新信息，并且每天更新100条以上。

针对山西商人重视信息的这一特点，在与他们做生意时，应做到几点：睁大眼睛看行情，竖起耳朵听动静，多方设法了解环境，掌握市场和竞争对手的情况。对于信息，要求真、全、快，即准确、全面、及时，只有这样，才能使信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在信息战中，除了捕捉对方的竞争实力外，还有其竞争的态势(如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知名度、销售走势等)，竞争的策略等。还需要知道国家的政策、法令、市场要求的状况、消费趋势等等。

武汉商人性格特征

小心不服输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武汉人不服输的名声远扬中外。在人们的心目中，湖南人属于个性较强的一类，但是事实上，武汉人不服输的个性比湖南人要强得多。武汉有句俗话叫“杀不死的猪”，意思是天底下没有做不了的事，这可以说是武汉人性格的绝妙概括。

武汉人没有北方人的粗犷，但他们逞能、不服输的劲儿绝对不比北方人逊色，武汉人没有江浙人的耐心，但在雌雄未决出之前，武汉人不死心的耐劲儿是江浙人不能比的。

历史上武汉的汉口，是明代四大商业中心之一，1861年成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在建国前，湖北省就是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其地理位置优越，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优越的商业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商业历史，使武汉人具有良好的生意头脑。改革开放后，在社会上曾流传着“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着上”的说法，并且掀起了一股“经商热”，武汉人在这股“经商热”中大显身手。就经济而言，1985年以前武汉工业总产值一直居于全国第4位，仅次于京津沪。尽管近几年湖北的经济落后了，但是与东南沿海相比，他们仍然不服输，“汉货精品”的仗早就开始打了，尽管成绩平平，但他们仍在拼搏。红桃K的广告仍然在全国各地的电视上大肆轰炸，武汉健民制药也在全国各药店以其巨大的宣传牌引人注目……汉口的汉正街曾因为电视剧《汉正街》而闻名全国。汉正街也算是武汉人不服输的经典作品了。十华里长街全是小商品批发，当时在全国算是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南北商人云集于此，1990年统计，平均每天交易货款达5.1亿元。这在80年代末，实在令人敬佩。

武汉人不服输，在与他们做生意时，应该正视他们的这种精神：利用武汉人不服输的上进精神，使武汉人的聪明才智在商场中得以充分地发挥，为我所用；不服输的精神，使武汉的商业在全国商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应勇于与武汉人做生意，在双赢的策略下获利；小心其不服输的较劲儿，适时进退。

头脑灵活

花样翻新快

有人说，南方人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南方人当不了领导，只适合于做商人、秀才和智囊，只有北方人才适合于做征服者，做皇帝。其实，对武汉人而言，他们是既能做征服者，又能做商人。这是武汉人聪明劲儿的一个突出表现。武汉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武汉人的商业头脑也是很突出的。

武汉人经商头脑灵活，新招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快。在善于花样翻新方面，据报载，武汉的武圣路文化市场的盗版书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往往新书刚刚上市，盗版就出场了，并且折价低于正版书。当初畅销一时的《狮城舌战》、《废都》等都是以定价的1/4批发的。不仅文化市场如此，其他的“水货”市场也多。一位辗转于广州、厦门等地又折回武汉的商人说：“没钱的时候武汉是个好地方。”其意是武汉“水货”多，消费低，生活比较容易。这是武汉商人转脑筋的误区。

给予面子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很讲究面子。武汉人可以说是中国人中最要面子的，有人说武汉人是“搽粉进棺材——死要面子”，这一点也不夸张。

清朝乾隆年间，有个大商人赫老爷是武汉人，一次他过六十大寿，所属文官武将和商界同仁前往送礼贺寿。曹雪芹也送来两坛“酒”，并且亲笔写了一幅贺幛。赫老爷为了炫耀自己与曹雪芹的交情，命人立即将曹雪芹送来的酒启封，每人斟上一盅。众人每人喝一口，觉得没有一点味道，但又连声赞道：“真佳酿也！”曹雪芹却大笑说：“非佳酿也，请看贺幛便知。”

众人定睛一看贺幛，上面却是“朋友之交淡如水”。满堂宾客顿时感到赫老爷不好下台，赫老爷也脸色阴沉。可是片刻之后他却哈哈大笑：“高！妙哉！”并自我解嘲地说道：“圣人有言，水淡而清浓，更显友谊之厚也。”众人点头称是。就这样，两坛清水被喝个精光。

武汉人讲人情面子，真是恰到好处。尽管岁月流逝，但是，好面子之风仍然在武汉人身上体现。在武汉商界流传一句俗话说：“翻墙躲债，借债赶人情。”武汉商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保留面子”，“名誉比生命更重要”之类的话是深刻在脑海中，因而一般来说，武汉人在做生意时比较注意双方的面子。

武汉商人如果被对方商人坏了面子，明明这件生意是于双方都有利的事，但面子受到损害，他们宁可生意受损，也不会与对方做成这笔生意。相反，如果在商场上给其一点面子，他们可能会为你大开方便之门。对武汉商人来说，有时价钱和交易的条件，并不是谈成生意的最重要因素，而顾及对方面子，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因此，与武汉人做生意，必须讲面子！

宁波商人性格特征

四海为家，冒险犯难

宁波人没有杭州人那么多的家园意识，“航海梯山，视若户庭。”宁波人是以四海为家的。宁波人也没有北方人那种守成享福思想，他们有了钱便立即投入更大的事业。

宁波人耻于安守家业，他们宁愿背井离乡，到外面的世界拼搏创业，也不愿守着狭小舒适的家园而碌碌无为。他们四海为家，冒险犯难。宁波人天生就是干大事的料子。

宁波人坚毅的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显露无遗。

19世纪末和20世纪40年代，宁波人曾两次大规模地漂洋过海，前往日本和欧美等地以及港澳地区创业。第一次是在光绪、宣统年间。这一时期移居海外经商的人数多达近10万人；第二次是在国民党统治行将完蛋的前夕，大批的宁波商人移居到香港、澳门，或以台湾为跳板，转向欧美及大洋洲发展。目前，据初步统计，移居港、澳、台及海外的宁波人大约有7万多人，他们遍布于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披荆斩棘，奋力开拓，硬是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开拓出一方方属于自己的天地。其中不少人成为当地工商界或金融界的巨子。

香港是海外宁波商人的活动基地。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是宁波人：已故“世界船王”董浩云，是宁波定海人，他是董氏航运集团的创办人，其旗下有船149艘，1200万吨载重总量，是世界七大船王之一；另一位“世界船王”包玉刚，也是宁波人，是香港十大财团之一。东南亚各国也是海外宁波商人的活动区域。分布于海外各地的宁波人，始终保持经商传统。老一辈宁波商人的后代又成为新一代的商人，在海外商界形成“宁波风”。

除了四海为家，冒险犯难外，宁波商人的商业资本的出路也充分体现其开拓冒险精神。他们有了一定资本后，不是买田置地或存放到银行以求保险，而是把商业资本利润投资于产业，把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起来。不少人在有了资本后，惟恐再失去财富，因而做投资选择时，往往选择那些风险小而收益稳的行业或干脆固守原有的行业，结果是小步前进，难成大气候。宁波人敢冒风险，锐意进取，也就能够把握高风险与高收益的机会。他们之中也有败走麦城的，但成功者却是多数。宁波人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

因此，基于宁波人的以上特点，在与宁波人做生意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学习他们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其次，要学习他们耻于安家守业，勇于拼搏的精神。再次，要大胆开拓新领域，经营新兴行业。

审时度势，灵活善变

宁波人经商的习俗形成了今天宁波商人头脑灵活、长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性格。这是宁波商人在激烈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资本。

宁波商人善于捕捉商机，及时调整经营方针的能力很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也是优秀的现代商人品质。在生意场上，宁波商人机敏善变，从不墨守成规，他们总是能够不失时机地调整经营业务和经营策略。其灵活善变的能力叫人拍案。

“世界船王”包玉刚，80年代初，正当他的航运业如日中天、红红火火之时，他却做出惊人的决定：卖掉所有船只!因为他预感到两伊战争对石油产量的影响必将殃及油船运输，因此，他及时抽出资金，投资香港地下铁路和隧道，出任隧道公司主席。而后，又投资由英国人控制的香港最大的国泰航空公司，出任董事长。居安思危，在兴盛中看到潜伏的危机，及时善变，“世界船王”终于又胜利了。

宁波商人正是凭着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审时度势、灵活善变的本领，才成为商界“常青树”。宁波商人的这种品质，完全可以与世界优秀商人相媲美。

讲信用，重质量

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信”，人无信不立；讲究“诚”，以诚待人。西方人也把“诚”“信”列为资本主义商业精神的重要内容。对中西文化兼容并蓄的宁波商人，在商业交往中遵守诚信原则，赢得了客户的好感和满意。

讲诚实、重信用、求质量，是宁波人经营最基本的原则。在生意活动中，宁波有句俗语叫“天下之主，不如买主”。宁波商人在经营实践中视顾客为“衣食父母”，处处尊重买主。宁波的商业传统是待人如宾，顾客上门，不管新老，笑脸相迎，端凳请坐，敬烟献茶。货款不足，派人跟取；携带不便，送货上门；远道顾客，招待食宿；买错货物，允许调换。总之一句话，宁波人做生意很重视自己的服务，满足顾客，以诚以信赚钱。

因此，与宁波人做生意，你会感到很便利、放心，同时，也可以大胆地与他们进行业务上的合作。因为他们很守信用，也不会有欺诈之行为。

稳健经营，不做投机生意

宁波人敢冒敢闯，但聪明的宁波商人并不作无谓的冒险，他们是勇者，也是智者，他们在事业有了一定根基后，多采取稳妥的经营作风，先谋后断，步步为营。

宁波商人奉行的经商法则是稳健经营。他们宁可少赚钱，也不会去冒险，他们从来不做投机性生意，每笔业务都力求稳妥可靠。经营中不可预测的风险除外，凡是可以预测到的，甚至仅是有可能出现的风险，他们都一律坚决避免。

因此，与宁波人做生意时，应注意如下几点：不要引诱他们去做投机的事情，力求给他们稳妥可靠的印象；当进行风险投资时，与他们合作，他们的稳健作风可以减少风险性。

温州商人性格特征

做生意，先从小处着手

温州人是天生的生意人。

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温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人人都想当老板，且敢冒当老板的风险。他们不论干什么，生活中总充满乐趣，而且敢于生活，善于生活，洒脱，顽强，从不失望。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角角落落都活跃着一群群浪迹天涯、不辞劳苦、精明肯干的温州人。最初，他们十分不起眼，人们只是从修鞋、小发廊、小商贩中认识他们的。温州人除了江南人那般瘦小那般灵秀外，就是默默地干活，做生意，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贩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慢慢地，温州发廊、温州服装店、温州电子城、温州产品越来越多，各种温州产品包装、标牌、证书、徽章也越来越多。一时间，温州货充斥全国。渐渐地，人们对温州人由漠视不屑，到兴趣十足，到惊奇钦羡，到仔细探究：温州人咋的啦？这么多，这么会赚钱。

温州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温州人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鹜远，从不好大喜功。温州人赚钱，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大钱赚不来，小钱不愿赚，只好两手空空，而一味抱怨天不助我。

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温州人都做，他们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他们办起企业来，也不像北京人、广东人追求大气派、大产品，同样是从小处着手，填补全国小商品市场的空白点。这里尤以乐清县柳市的五金电器、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苍南县金乡的小商品最为著名，最为典型。

但是，温州人是有眼光的，当他们积蓄了资本后，就会把产品由小做大，最后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并且涉入房地产、金融业，于是温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做生意先从小处着手是温州商人起家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奥秘。

善于推销

温州人最善于推销。

温州人“脸皮厚”。他们不怕碰壁，也不怕别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他们用笑脸，用磨破的嘴皮，用磨掉的鞋跟，把他们的产品送到全国各地，也把全国各地的人吸引到温州来。

曾几何时，温州的农民购销员在14万人以上，像蝗虫一样满天飞，人称十万大军闯南北。

柳市五金低压电器专业市场，有4000多名购销员常年在全国活动。被誉为东方最大纽扣市场的桥兴纽扣市场，有近万名农民购销员串成了一个全国性销售网，全乡徽章、标牌、塑片市场，有7000多人在外推销产品。宜山区再生腈纶市场，有5000多人跋山涉水，挑着一袋袋衣服走村串巷……温州的农民购销队伍由各种职业的劳动者转化而来。此前他们可能是耕地的农民、乡镇企业职工，还有村干部、复员军人、民办教师等，也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从弹棉花、从事手工业、做小生意等行业中转化而来。这些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市通衢、穷乡僻壤，在全国人面前勾勒着温州人的形象。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受到了锻炼;同时，长期的外出活动实践，培养了他们交往的才干，积累了经商经验，熟悉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性及市场需求状况，建立了不少稳定关系的渠道，为购销活动的成功上打下了基矗这是一支勤快、精干、灵活的特种部队，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温州，能跑供销的人被称为“天兵天将”。

温州人不在乎干什么，只要赚钱的事，不管自己以前熟悉不熟悉，就要干，什么看好就推销什么，并且“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吃、请、送、骗，白道的、黑道的，样样都使得出。

由于什么管用温州人就用什么办法，因此，温州人推销的产品大都畅销全国各地。

商业头脑特别灵光

温州人的商业头脑特别灵光。在温州人眼里，到处都是钱，关键在于你如何去发现与赚龋温州人很善于从旁人漫不经心的事儿中挖掘出赚钱的契机。

最早贩销纽扣的购销员是叶尧林、叶尧青兄弟俩。起初，他俩从黄岩县路桥纽扣工厂买来一批纽扣，在桥头镇试卖，不到一天时间，价值400元的纽扣就销售一空，这个消息一传出，大家都跟着做起纽扣生意。结果，纽扣在桥头小商品市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到了1981年下半年，纽扣摊位达100多个，成了桥头市场的主角。1983年2月，纽扣市场正式开放，很快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起来，成为闻名全国的纽扣交易中心，被香港《文汇报》誉为“东方第一纽扣市潮。

外出经营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三面环山，东临大海，自古温州人便以外出经商为荣，而且他们外出，绝无漂泊的感觉。他们背井离乡走南闯北，绝不是迫于生计或为挣钱娶妻生子，而是创业。相反，若是哪个小伙子长年厮守家庭，便会被视为窝囊没出息。这一点与宁波人非常相同。

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温州商人更是遍布中国以至世界，而且越来越由行商推销变为坐商，由游击方式转向坐镇赚钱，形成了“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能开拓市潮。

北京是温州商人在北方的大本营。北京城里有遐迩闻名的“温州村”，他们散布在大钟寺、五道口、沙窝和大郊亭，呈星状围着整个北京城。今天有许多大腕级的温州商人在北京城，例如蜚声海外的“101”毛发再生精发明者、人称“红色大亨”的亿万富翁赵章光，饮誉海外的“中国阿信”徐小英女老板，永嘉桥头纽扣市场出来的纽扣老板群，还有来自乐清柳市的电器电子大王，来自苍南金乡中国最大商标城的商标大王，也有一批年轻的在京城商海里搏击长空的一代儒商。

大上海也是温州人大显身手之地。南京路是上海人最引以为豪的商品世界，而数以百计的店铺和柜台的真正主人却是温州商人。

北京去得，上海去得，“世界屋脊”西藏温州人也敢闯。据统计，进藏行商者近一半是温州人。拉萨还有一条以裁缝铺为主的“温州街”。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温州人。

温州人还大胆地杀向了海外。美国、巴西、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都有温州商人。在巴黎，还有“温州街”呢!在巴黎的13区和14区，住着的都是温州人，听到的都是温州方言，甚至警察也得说温州话，温州人达到8万人之多。

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温州有700万人，流往全国有200多万人，超过1/4的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或海外经商。

温州人“四处出击，八面埋伏”的方式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精神，不仅活跃了各地的市场，成为“东方起动点”，更带来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巨大的观念冲击。

东北商人性格特征

讲义气，重朋友

东北人很讲义气，他们做生意，以诚相待，很重朋友之情。

在与东北人做生意时，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别谈钱，一谈钱感情就远了。”尽管这只是一句客套话，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北人重义轻利的心态。一位长期与中国人做生意的意大利客商私下里曾说：“跟上海人谈买卖很累，跟东北人做生意倒挺轻松。南方人精细且斯文，北方人粗放而率直。”

东北人最讲义气，性情豪爽，为了朋友甘愿两肋插刀，把友情看得比命都重要，东北汉子心眼都挺好，交朋友遇到知己能把心掏出来。就说喝酒吧，往往把客人往死里灌，似乎不喝得爬桌子腿，就不够朋友。只要喝透了，没有不能办的事。并且，生意人坐在一起，在酒桌前就不能说不会喝或胃痛。因为好酒的东北人觉得不喝透就是不够朋友；既然酒喝不透，直接推论就是不够朋友。和不够朋友的人办事，还有意思吗?重义气，使东北人在商界获得了值得信赖的好名声，很多人在与东北的商家打交道时，表现得比较实在，容易相处。

因此与东北人做生意，只要会用些感情投资，没有办不成的事。哥儿们义气用事，这是东北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特点。

在生意场上，买方和卖方的目的就是金钱交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也进行情感交流，这在生意场上，买方和卖方的目的就是金钱交易。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也进行情感交流，这样就会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使买方觉得卖方诚实可信，卖方也觉得买方有信义，可以信赖，这样双方自然会增加合作的机会。因此，讲义气，重义气，东北商人做生意的这一特色促使许多东北商人成为大腕级的富豪。但是，重义气，虽然使大家不必因竞争伤和气，却与现代商业竞争的发展趋势格格不入，迟早要被时代所淘汰。

强悍易怒，脾气大

东北人被外地人称为“东北虎”。人们之所以以出产于东北的大型食肉猛兽——虎而比喻东北人，无外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东北人“人高马大”，吃东西狼吞虎咽；二是东北人尚武好斗，民风强悍。因此，用“东北虎”来比喻东北人骁勇、强悍的性格是比较恰当的。这是东北人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文化积淀。

在东北城乡，一丁点小事儿，三句话说不出，立刻动手，仅仅拳脚相加还是“文明”的，某些无聊的看客还会觉得没劲。东北人善打架，其他许多地方的人也善打架，这有什么不同啊?但是，只要你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东北人打架是一个“猛”字，一个“虎”字，外地人似乎缺了这两点。比如说，打起架来，东北人一定要就近找到武器。如果地上有砖头，决不会捡土坷垃；地上有铁棒，决不会捡木棒；地上有斧子，决不会捡镰刀，什么解决问题找什么。而在攻击的部位上，也是找准要害：如果能打脸，决不打屁股；如果能打心口，决不打腿；如果能抡拳头，决不抡巴掌。细想起来，其实，这也是符合东北人的豪放性格。

东北人这种地域性格在商业活动中也不时表现出来。在做生意过程中，东北商人喜欢吹胡子，瞪眼睛，撸胳膊，挽袖子，天不怕，地不怕，十个不服，八个不惧。解放前，在上海滩上，如果人家听说对方是东北蛮子，大都是要让东北人三分的，因为东北人太“虎”气，惹不起，只好去躲。就是到了现在，与东北人做生意的商家，大都觉得东北人脾气不好，三句话合不来就动口骂人，甚至动手动脚动刀子，有时一句话说不好，弄不好就闹个鼻口流血。

因此，与东北人做生意，首先要对东北人的这股脾气有所认识。这是赚东北人钱的基矗同时，与东北人做生意打交道，必须要诚实不欺，否则就要吃亏。

有这样一个例子。东北某地有一位专做餐饮的大款，在长春开了一家四川风味的餐馆。各项准备齐全后，请了两名四川厨师，每人月工资500元。按照东北人大方的习惯，他先给四川厨师预支了一个月的工资，可万万没想到，就在开张前一天，两名厨师全跑了。这可使这位老兄傻了眼，裁了大跟头。一气之下，他饭店也不开了，带了两个铁哥儿们，坐上飞机直奔成都，找到了那两个厨师的家。这可倒好，那两个家伙风尘仆仆，坐火车也是刚进门。东北的这位朋友便不由分说，一阵猛揍，把两人全都打趴下了，一个劲地求饶。东北朋友竟敢深入虎穴，跑到人家门口去算账，也可谓豪气凛凛，使人为之一叹。这或许就可以概括出东北人的性格，也由此配得上“东北虎”称号。

因此，基于东北人的这一特性，在与他们做生意时，必须不能欺骗或者耍奸，否则，就会触范“虎威”，重者受皮肉苦，轻者以后决没有合作交往的机会了。

豪爽大方

大概与黑土地孕育出来的关东大汉豪爽的性格有关，东北人到外地旅游、经商往往出手大方，不在乎别人算计自己那几个小钱，因此，与他们谈生意时得注意要铺张大方些。

东北人的豪爽耿直在全国是闻名的。所以外地人认为，对东北人只要能顺毛溜，交东北人比交其他省份的人强百倍。

东北人讲义气，但这又往往以粗犷、带野性味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说，张三帮了李四的忙，李四觉得很实在，免不了要打过来一拳，骂道：“你这混小子，倒是满能干大事。”而张三倒也很实在，很哥儿们，回敬一拳，应道：“我不帮你这个小杂毛，谁来帮你?”于是大家都很快活。这也符合东北人的性格，不骂几句，恐怕令大家觉得不太舒服。

东北人坦诚，换句话叫直心眼子没心眼子；其不好听的叫法，是“狗肚子里存不住二两香油”。有啥就唠啥，对什么不满就要发泄，这种发泄又缺乏南方人的含蓄，而是一竿子插到底，并且对任何事都采取倔驴式的做法。有些人也许抓住了东北人豪爽耿直心理，和东北人处得宛如一家人，亲兄弟姐妹一样，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

无酒不成商，酒场谈生意

东北人大概受天气寒冷的影响，养成了“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习惯，招待客人热情大方，毫不吝啬，让人有宾至如归之感。大喝特喝，不醉不休，“宁伤脾胃，不伤感情”，是东北商人酒场上的座右铭。

东北人“豪饮”的大名，早已远扬四海，与欧洲的德国人、法国人、俄国人相比，毫不逊色。东北的哈尔滨素有“啤酒之城”的美誉，在这里，哈尔滨人出奇的酒量常常令外地来的客商瞠目结舌。两个小伙子，三伏天，在一家小酒馆里，喝一箱24瓶的啤酒，是一桩很平常的事。

在哈尔滨，如果你只能喝一瓶啤酒，就是一件颇痛苦的事了。如果带着一瓶啤酒的量，坐在酒桌上，你会觉得自己特别没有面子，形象特“矬”，说起话来不仅没有底气，而且状态也特别“小丑”。

在东北，五六位生意人聚一桌，喝个四五十瓶啤酒，再加相当数量的白酒，实在是平平常常的事。东北人喜欢喝酒，会喝酒。对东北人来说，做生意和喝酒是密不可分的，无酒不谈商，许多大生意都是在酒桌上拍板的。东北人到外地去投资办什么事情，用酒宴的方式款待南方客人，切不要以为款待你的东北人是个酒鬼，一个大手大脚不值得信赖的粗人。这仅仅是一个城市的风习而已。

东北人讲义气，重交情，和东北人谈生意最好先联络感情，而感情又往往可以通过喝酒来加深。在东北人眼中，喝酒是感情深浅的衡量。“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因此，在与东北人做生意时，如果你能喝酒，甚至你虽然不能喝酒，却敢于硬喝，一切都豁出去了，你会得到某种报偿的。因为，通过喝酒，赢得了东北人对你的信任，他们认为你是一个实在的人，一个可交的人，你以后有什么事要办，一切都开绿灯，一切都为你提供方便；而那些不能喝酒，或者坚持不多喝的人，会引起在座人的反感，他们会认为你不真诚、虚伪、心眼太多、不可交。今后要办什么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的。

把人性注入商业，是美国著名财经刊物《福布斯》的创刊理念。作为《科学投资》的一名忠实读者，我很早就注意到《科学投资》在这一办刊方向上的努力，并且一直希望它能成为中国的《福布斯》：在关注商业，关注财富，关注商人的同时，将眼光投向深刻的人性，不断开掘商业和商人背后闪光的人性。

商业的个性，商人的个性，或者某个地域的商业个性、商人个性，我们不妨统言之“商性”。对“商性”的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成为工商时代人们的一大兴趣。因为研究“商性”，有利于洞察人性，从而驾驭商业。而对人性的洞察，又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商性”的理解，从而更好地铺陈商业。在最新一期的《科学投资》上，我饶有兴致地读到了陈冠任《中国商人必胜宝典——各地商人性格深度剖析》这样一篇探讨“商性”的妙文，并激发诸多的联想与思考。

关于“个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所谓“一母生九子，连母十个样”。各种各样的个性故事，我们从《水浒》、《三国演义》以及《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以及日常生活中多有领教。我个人印象极深的是《世说新语》中讲到过的一个叫王蓝田的人。这伙计有一次吃鸡蛋，用筷子去扎，没扎住，就气急败坏地拿起鸡蛋扔到了地上。结果鸡蛋在地上骨骨碌碌转个不停，把他气得从坐床上跳下来，穿上木屐用屐齿去踩它，可是偏没踩着。王蓝田恼极，他从地上把鸡蛋捡起来，塞进嘴里咬碎，又狠狠地吐出来。这样的“个性”鲜明的人，怕是天下不多见！

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乃至东西方文化有时候也会具有这般鲜明的个性。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阿拉伯人的头巾被陌生人偷走了，失者非但没有因丢失了这件重要物品而去抓小偷，反而立刻去部落的墓地，坐在入口处；有人因这种奇怪的行为问他，为什么不去抓小偷，他镇定且用东方人特有的风格回答：“他肯定最后会来这里的！”故事读来幽默，令人喷饭，虽未免夸张，但在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看来，这个故事足以证明东方民族“消极等待”的个性。

东方人也许真的是喜欢消极等待的。相比东方人，西方人总是显得是那样的急不可耐。如果他们感觉饥饿，一定会挥舞拳头高叫“面包、面包，否则就流血。”西方人以流血威胁政府快快将面包送上，东方人到墓地去坐等政客的到来，这就是东西方人迥然不同的性格。

中国人有何样的性格？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有许多精辟论述，为人所熟习，在此不复赘言。我想说的是洋人眼中的中国人的个性。在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共列举中国人的个性有27项之多：保全面子、节俭持家、勤劳刻苦、讲究礼貌、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易于误解、拐弯抹角、顺而不从、思绪含混、不紧不慢、轻视外族、缺乏公心、因循守旧、随遇而安、顽强生存、能忍且韧、知足常乐、孝悌为先、仁爱之心、缺乏同情、社会风波、株连守法、相互猜疑、缺乏诚信、多元信仰、中国的现实与时务。

谓予不信，史密斯对每一条性格都有详尽的论证。如“能忍且韧”这一条。在他看来，认为中国人的韧性是世界一流的，韧性是中国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天性，就像是鹿的飞跑能力和鹰的敏锐视力。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中国考生年复一年地埋头参加考试，直到90岁才如愿以偿。另一个例子是商店门口最下贱的中国乞丐，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类似的品性。他不受欢迎，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他的耐性不衰，他的韧性不变，非要讨到一个铜钱不可。

但其实，中国不同地方的人，又有不同的个性。这些不同的人性和个性，必然还会反映到商业中来，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商性”。

“商性”如个性

“商性”是人性、个性在商业舞台上的自然的、烙印式的展示，并会浸淫上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

头一回坐飞机去深圳，旁边是一深圳女士。腾云驾雾间，闲聊甚欢。临别了，我说了一句，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而女士劈头打断我：“这是你们北京的风格。我们深圳不是等有了机会再合作，而是坐在一起探讨合作的机会。这样吧，下了飞机我请你喝茶。”

有句名言，说得是把一小时看作60分钟的人比看作一个小时的人时间多60倍。很显然，把每一个坐在你对面的人都看作是一次潜在商机的人肯定比有了商机再去找人的人多100倍的商机。当时我就对深圳的商业文化以及那位商业精神已浸入骨髓的深圳女士肃然起敬。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说地域文化与商人性格，其实就是这么回事罢。地域乃至民族的个性被人所公认。譬如，在一般人看来，“古波斯人具有拉长弓和讲真话两种重要的技能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对敌人和对朋友都同样诚实和公正的天性”，美国人大抵率直可爱，爱尔兰人倔强不屈，德国人遵纪而好强，日本人精致而重集体，法国人浪漫而多才思，意大利人热烈而奔放，等等。

当这些性格体现在商业上时，就会使商业投射出人性和个性的色彩，显得斑斓多姿。读《科学投资》的文章，我们了解到，北京商人与政治走得最近，“政治就像北京人生活中的盐，没有它，北京人的生活就会变得寡然无味。”文章援引原商业部部长胡平的话：“京派新商人一般从传统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脱颖而出，经商方式比较多地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北京市场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场面却最多。主要是因为北京信息丰富。可以说权力和信息构成了京派的经商特色。”

而广东人呢，正好相反，“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街头多口号，广东街头多广告”。除非政治找广东人，否则广东人决不关心政治。广东人是天生的商人。言必言商，言必言利，“要发财，忙起来”。全民皆商，忙忙碌碌都为商。

相比北京的豪阔，广东的忙碌，上海商人的最大特点则是“门槛精”，就算是精明的深圳人，乃至洋人，都很难从上海人手中讨便宜——“上海人都是经济里手……外国人很难从上海人口袋里掏出钱来。”

以中国之大，地域文化纷繁复杂，北京商人、上海商人与广东商人又岂能统统代表。相比于北京商人、上海商人、广东商人，中国其他地方的商人也都各擅其妙。例如，武汉商人小心不服输、西安商人的外表羊肉泡馍性格、杭州商人的儒雅有礼、宁波商人的冒险犯难、温州商人的四海闯荡、闽南商人的敢拼敢赢、石狮商人的生意头脑以及东北商人的强悍易怒。

我将所列举的各地方“商性”归纳成了下表，如果想偷偷懒，不读原文，直奔主题的读者可从中一窥管豹“商性”之形成走笔至此，我们要问的一个学术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商性”呢？这里面有什么道道没有？

以经济学的分析，这里面的最大的道道就在于各种不同的“商性”，完全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生存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譬如，中国人隐忍性格的形成，并非中国人天生好忍，而是因为在中国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最好的选择便是忍。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象欧洲人那样急冲冲的做法在中国会死得很快很惨的。伴随急躁者的消亡，剩下的自然就只有那些“戒急用忍”的人们了。

经济学大师马歇尔一句话说得很绝：“即使在植物界中，不顾自己的种子的利害的那种植物，不论其生长怎样茂盛，不久就会从地球上灭亡。”（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第258页）中国人不得不忍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的生存空间相对更加狭校就连史密斯也注意到，中国人口特别稠密，生存空间异常狭窄，在中国这一人口稠密的国家中，由于生活之难，谋生行为是名副其实的“生存斗争”。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得竭尽全力为自己获得生活资料。中国人完全可以说是“把贫穷变成了一门学问”。极度的贫穷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使节俭和勤劳这些中国人重要的特性得到最有效的发展，除此之外，还必然发展出忍与韧的品格。就像机会不多的猎人和渔夫，生活最终将教会他们，他们的生计靠的是他们行动的隐蔽和小心，以及等待时机的耐心。其结果，不论他们是属于哪一种民族，“文明的”、“半文明的”，或是“野蛮的”，他们总是隐蔽，小心而有耐心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在最为恶劣的条件下谋生，因此才能把最文明民族积极的勤劳刻苦与南美洲印第安人消极的忍耐融为一体。

“商性”不也是这样形成的吗？英国人善组织，为什么？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专列一节，曰“英国人的性格很早就显示了他们具有现代组织才能的迹象。农业资本主义组织为工业资本主义组织铺平道路”。在马歇尔看来，英国人发展工商，组织现代经济的性格并非偶然，“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北欧最强大民族中最强大的成员移来居住；自然淘汰过程使那些最勇敢而依靠自己的人相继移入英国。而英国的气候比北半球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宜于保持精力。它没有崇山峻岭的阻隔，它的任何一个角落离可通航的水道都不超过二十哩，所以，英国各地都可以自由往来，完全没有自然障碍；同时诺曼和普拉特琴各个国王的力量和英明的政策又使当地诸候不能设立人为的障碍。”再加上在英国，长子继承制使贵族之家长以外的诸子倾向于自谋生计，并且不同阶级的融合使得英国的政治很有条理，同时也使企业冒险具有贵族那种勇敢而传奇式的抱负的性质，因此英国人天生适合发展现代工商业——英国的射手是技工的前身。他们因自己的食物和体格胜过大陆上的对手而感到同样的光荣；在学习纯熟地运用自己的双手中，他们具有同样的顽强性，同样的自由独立性，同样的自制力和赴汤蹈火的精神……等等。

笔者曾经忽发奇想，写过一篇《区域竞争与文化DNA的嬗变》的文章，被朋友们所传诵。文章中，我分析了温州人为何喜欢远赴天涯经商，而江西人宁愿守在家中的社会经济原因。我指出，不同地域的人们之所以行为不同，或者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DNA，与其说是天生或天性使然，不如是说在社会、经济、历史、地理等不同约束条件所作出的不同选择而已。温州人走上市场经济一途，一个客观原因其实是自然条件有欠缺，三面环山，一面环水，尤其是人多地少，人均矿藏更少，只好靠开发人力资本来补。温州人“走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才能从市场中谋食。至于江西，人口较少，矿藏丰富，尤其是大自然给了它极好的耕作农业的惠赐，播下粮食就能丰收，播下菜籽就有菜吃，旱涝保收，气候宜人，生存条件极佳，一年四季一派悠然的田园风光：“稻秧正青白鹭下，桑椹烂紫黄鹂鸣……泥行扶犁咤新犊……”（陆游：《小憩前平院戏书触目》）江西，正如一位学者所描述的那样：“稻谷、桑麻、茶叶、柑橘……还有山岚与天籁随四季更迭的丰富色彩，将一个江西滋养得精血饱满（胡平：《千年沉重》）”有这么好的农耕条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最好的选择，江西人哪里要去做什么辛辛苦苦的商人！

细研《科学投资》的文章，有许多“商性”的细微的交待。这些都是怎样形成的？可以说无不事出有因，都是一方水土养出来。譬如，北京人挟政治而自重，上海人是中国人胸中最早鼓荡着海风的人，广东近代开一代风气之先，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西安历史最为悠久，杭州向为人间天堂，宁波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闽南多山而崎岖，石狮的华侨遍天下，东北多“响马”和“胡子”，正是这些地理、自然、历史与政治的不同因素造就了这华夏各地的商人们多姿多彩的“商性”。

“商性”会走向趋同吗？

“商性”有个性，也有共性。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描述过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商人的共性：他们都是清教徒，渴望着通过创造财富为上帝增添荣耀。

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将企业家的共性归之为“创新”。

商人要有眼光，有了眼光要敢于去做去拼去打，拼打不能光靠自己还要有本事组织大家一起去拼去打。眼光、冒险与组织能力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备的三要素，也是天下成功商人的共性。

读《科学投资》文章，虽然着眼于各个地方不同的“商性”，但我仍然撷取到不同地方的商人所具有的若干共性：受冒险，富于创新精神，敢打敢拼，开拓进取，等等。我想，这些共同品性铸成了“商性”的更加丰富的内涵，并且更加深刻地揭示出了成功商人所必需的要求。

我们知道，人的性格会变，其实“商性”也会变。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规范和完善。笔者相信有些过于地域性的，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合时宜的个性最终将趋于消失，而适应市场经济契约与法制的“商性”则会发扬光大。就像全球化让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小小的村庄，不同地方的人们越来越像孪生兄弟一样，中国不同地域的“商性”也有可能越来越表现得趋同。

哪些“商性”代表着未来？以我个人的陋见，各地域商人也许会在以下一些“商性”上变得越来越像：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商性”竟是如此的复杂。

原文地址：http://club.esnai.com/upload-files/326/3260999.doc

【转】“博客网方兴东欠了我们四个月工资跑路了！！”

2008-11-06T17:59:00.000-08:00

查看与此联系人的全部对话记录

博客网离退休老干部群～庆祝群成员过百！－何日与君会？说:
谁有猛小蛇的msn?
兄弟姐妹，谁有方兴东手机？

圈圈--生病中说:
--- 系统提示: 您的联系人圈圈~101到108的距离....已使用MSNShell 提供的加密对话功能，该功能需要双方都安装MSNShell( http://www.msnshell.cn) 以提升聊天信息的安全性，防止来自网络的偷窥行为 ---

圈圈--生病中说:
请大家帮顶上去！博客网方兴东欠了我们四个月工资跑路了！！
温暖的冬日，我在中关村大街徘徊着。面对着这个繁华而有些杂乱的“村子”，我思绪万千。。。。
我所就职的公司是互联网内可以说有名也可以说有些臭，总之是有些“名气”的公司，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公司的老总是“方兴东”。如果你是互联网内人士，对他一定不陌生。

从今年7月至今，公司已经欠发7，8月的40％，及9. 10月的全额工资，保险，公积金等所有相关费用。在这四个月里，我们在不停的争取自己的权力。可是，真正管事的方兴东始终没有出面。反之，与我们交涉的是都是公司总裁王宁，可是据他所说，公司是方兴东的，他没有决策权，也爱莫能助。所以，我们陷入了与以往讨债民工一样的际遇中：出面的领导不管事，真正管事的不出面！！！
前天，他出现了，于是我生命中“难忘”的催帐之旅由此开始：

11月4日晚9点30分
公司已经聚集了上百名员工，大家在与方兴东进行着一轮
圈圈--生病中说:
11月4日晚9点30分
公司已经聚集了上百名员工，大家在与方兴东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可是，没有任何效果，但是人群不肯散去。你知道为什么吗？一，这是欠我们工资以来第一次见到方兴东，也是他第一次肯见我们，之前他的联系方式全部失效，面临着4个月无工资的生活，很多人已经非常困难了，所以大家都很珍惜这次机会。二，公司高层的旨意我们没法接受-- 即员工想呆就呆，但没工资；不呆可以离职，给你张欠条完事。这个方案我们肯定不能接受，于是希望双方本着体谅，理解的精神，给出满意的答复这个计划宣告破产。

晚11点
在方兴东及其狗腿子的忽悠下，大部分终于撑不住了，散去了。剩下了二十多个人。

晚12点，剩了20个人。

晚2点，剩了18人。

方终于快疯了，竟然拨打110。警察来了，开始了解情况。方说，我们限制他自由，不让他出门。警察又问我们，我们说出了，欠工资，等了4个月才见到方，他什么也不解决的具体情况。
圈圈--生病中说:
方看自己讨个没趣，就进办公室了，狗腿子也进去了。15分后，他们一行人往外走，我们分成2拨，前后门跟踪，就在刚出大门之时，他的司机突然驾车冲出来，他的狗腿子们推开我们紧随其后的同事，把老方推入车内，急驰而去。这一幕你能想象出来吗？如果不能，那你可以联想《色戒》中，易先生得知自己将要被杀的那刻，冲进车的情景。简直就是那一幕的再现！！！
看见这一幕，大家本来就紧张的神经已经疯狂了，这就是方兴东！！！！！

他的狗腿子包括陈古龙，梁丽等等。帮他逃走的就是这个大姐，梁丽。

于是，我们拦住了这两位狗腿子，你们既然放走了方，你们要给我们交待啊，可是他们不仅不觉得抱歉，竟然说出了以下的话，供各位参考：
1）梁丽蛮横的说，你们还想不想在北京混了！！！！
2）陈古龙说，没要到钱是你们没本事。还说博客网倒闭就是你们员工的责任。
类似这些的话太多了。

对于四个月没有工资的员工；对于好容易才见到老板，又眼见他逃
圈圈--生病中说:
http://bbs.55bbs.com/thread-2086380-1-1.html
athy-张侠-分众-a good job up grades your life！说:
互联网实验室层经历过3个月没发工资，但当时大家都很温柔
athy-张侠-分众-a good job up grades your life！说:
员工很温柔，老方也是不露面，不理会
圈圈--生病中说:
然后呢
athy-张侠-分众-a good job up grades your life！说:
说应该是王俊秀的责任，说他是董事长，他不是CEO，与他无关
赵佳说:
辛苦你们了。·~~
泽霖jessi.呼哈网,www.wooha.com.区分的智慧! 说:
现在情况怎样
athy-张侠-分众-a good job up grades your life！说:
当年是通过仲裁解决的，仲裁比较慢，拖了半年分了几次给
athy-张侠-分众-a good job up grades your life！说:
当时与现在不一样，当时他们是怕影响bokee发展，现在不知道会怎么处理

【转】老实人的财富人生，聪明人的空谈人生

2008-09-11T07:23:00.000-07:00

原文地址：http://hi.baidu.com/3g99/blog/item/2da0a6038ed0d9ef08fa93b7.html

我们有时候关注一下周围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最有钱的人学历不是很高，但是也不是很低。

趋势是这样的，大概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时候有一种怪现象叫脑体倒挂，所谓的原子弹不如做茶叶蛋的。很多先发家的个体户都是学历很低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文化的人都有铁饭碗。个体户那时候是一个泥饭碗，属于朝不保夕的一般人。

因此，很多聪明的文化人都在端瓷饭碗、铁饭碗、金饭碗的时候, 正在萌芽状态的市场经济犹如真空状态，几乎没有竞争。随便弄点劣质伪劣产品卖卖就能发大财，因此很多个体户发财了。做磁带的、放录像的、贩卖服装的、倒爷的，弄小工厂的，其实就是个家庭作坊而已。这帮人完成了第一笔资金积累。他们有了本钱，生意开始上规模了。

这个时候的社会上最有钱的人，也就是最富有的人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学历很低，有的甚至一个字都不识。

紧接着市场经济热起来了，那些有文化的在端铁饭碗的人开始眼红了，下海了。这般人的代表人物是公务员下海。这些人的学历高点，但是仍然不是太高。一般就是大专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专左右学历的端的是铁饭碗，是一般公务员。那些高学历的都在院校和科研单位里，这部分人暂时还不愿意放弃金饭碗下海。

所以这个时期的国内一流富豪的学历发生了改变，他们的平均学历开始提高到高中、大专左右。

社会继续发展，1995年以后，市场经济、股市的全面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改变，一些高学历的专家学者也相继经受不住市场经济的诱惑而下海游泳.这时候，国内富豪们的学历又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高学历者，比如一些网络新贵们，一些高科技的制药、生物科技、IT 企业。

但是，我们总体来看，超级富豪们的学历仍然不是很高。国内的一些超级富豪，包括我认识的本地很多最有钱的人普遍的学历不是很高，基本上都是大学到大专、高中这个档次。当然富豪们有钱后因为对知识的渴求，学历也相应高了，但是这种学历和他们起初致富发家的原因没有根本联系，而且这样的学历很多也掺水了。

当然硕士、博士富豪也有不少，但是不能成为主流。

这是为什么呢？

赚钱其实不需要很高的智商和学历，赚钱其实很简单。

我归纳出几个成为有钱的人的因素。

1：胆子大。有赌徒的拼命三郎的狠劲。

这就是第一个赚钱要素，成功与风险成正比，最容易赚钱的机会也是最容易赔钱的买卖。一些胆子最大的人有的钻了政策的空子，有的看住商机孤注一掷，结果机遇来了，成功了。而同时更多人失败了，优胜劣汰。

2：肯吃苦，具有坚强的不折不挠的意志，这是赚钱的最关键的第二要素。

3：智商不是很重要。尽管人太愚蠢显然不行，但是如果想做个有钱人，智商却未必那么重要。说实话，智商最高的人都在读博士或者做学者、搞科研、教书育人安于现状，很少有人经商搞实业。

那么，都是什么人下海经商的呢？

第一：对现状不满的人，不安分的人。

第二：在原单位混得不好的人。

第三：被贫困和现状逼得走投无路的人。

第四：学习成绩不好，要么干苦力，要么经商，只有这两条路可走。

所以，我们发现，这些最有钱的人起初大多生活现状很不理想的人。那些官运亨通的人、成绩优秀的人、志得意满的人，这些人是没有迫切欲望下海经商去冒被商海溺死的危险的。

另外一个关键因素，经过市场的多年洗牌，早先下海经商的元老们经过搏杀，胜利了。有了傲视群雄的资本，这些元老学习普遍的也不是很高。他们成为目前的中国超级富豪。

西方社会也有这样的特征

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学历最高的阶层是中产阶级，最富有的阶层和最贫困的阶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学历都不是很高。我们就拿比尔盖茨来说，他大学都没有毕业就下海经商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下面分析分析这样的几种情况。

学历高者的研究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导致

学历高者因为常年的按部就班的学习生活、科研生活、研究生活，导致他们的思维理性。他们习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分析事物，这样的人因为太理性而和市场经济的一些特点格格不入。参与市场竞争需要胆识，也就是赌徒心理。好比炒股，吴敬琏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并不适合下海炒股，他们炒股根本就不会赚钱，他们是搞宏观经济分析，搞国家经济政策的战略指导的，他们的眼光具有前瞻性。但是股市是很具体的，很多时候靠炒股者的赌徒心理，和第六感官。这些特点恰恰是经济学家们所欠缺的。

因此，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经济知识太多的不适合炒股，股市的无厘头往往令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成为笑话。对经济一无所知的人也不能炒股，因为这根本就是瞎子电灯。

所以，炒股者对经济知识知道得不多不少最好，知道得多了，理性思维就多，那么就不敢赌。知道得太少，那么就不是赌，根本就是把钱往水里扔，打水漂响都不响。

学历高者的安逸生活使得市场竞争能力的废用性萎缩

学历高者因为长期安逸的中产阶级生活，使得他们渐渐消磨了斗志。好比被驯化的老虎一般，打猎的能力退化了。另外从根本上也失去了参与市场竞争的欲望，并因此而畏惧这个未知莫测的大海。

常年的研究性生活和学者性生活使得思维僵化和刻板

这些人好似写论文一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变成一种僵化思维，一种套路式样的刻板思维。这样的思维是适应不了瞬间百变的市场经济环境的。

宏观和微观

因为常年的学习和研究生涯，现代知识结构的特点是划分越来越细。学历高者的思维细腻，缺乏豪爽，缺乏粗糙，缺乏勇猛。他们的思维、情感、习惯等等都倾向于微观，这样的人才更适合做军师、谋士，但是却不适合做领导者，战略家。

历史上一些著名的人物

我们发现诸葛亮智谋超人，但是却只能被看似傻乎乎的刘备领导。毛泽东在中央领导中学历几乎算是最低的，但是他却最具胆识。周恩来学历很高，留过法，却最适合做国家的总理，就是一个大管家。足智多谋的刘伯温只能被文盲出身的朱元璋所用。智多星吴用真的无用了，因为他只能被小小押司出身的宋江所用，宋江的文化按照现在水平估计连高中都危险，因为好像他没有秀才功名的。韩信很善于计谋，但是他只能为刘邦打江山，最后这样聪明的人居然连自己的性命都无法保住。他手握重兵，什么恶仗都敢打，都打得赢，但是却就是不敢造刘邦的反，最后死于非命。刘邦、刘备、朱元璋是什么文化水平呢？其实就是无赖流氓加地痞出身，道地的古惑仔，所谓的流氓无产阶级。为什么学历高的人只能做谋士呢？因为他们擅长于战术而不是战略，他们缺乏宏观，过于辨证逻辑性的理性思维导致谨小慎微，而缺乏一点点胆识。

诸葛亮和周瑜的比较

人称周瑜比诸葛亮有才、聪明。周瑜走一步能出来三个计谋。诸葛亮走三步才能出一个计谋，但是三个计谋尽管数量多，可惜因为太多，反而质量都不高，不如诸葛亮的三步一计准确有效，最终活活被气死。

这形象的比喻了，很多高学历者，因为长期的的理论研究和僵化思维，导致理论和实践相脱节。他们的鬼点子特别多，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小聪明的人的花花肠子多，但是可惜，鬼点子多往往不是很实用。

领导者的关键要素

这就是知人善用的判断力，甚至可以说第六感官力。比如曹操，他和他的谋士相比，他不是很聪明，但是他有这样的才能，就是判断，他能从谋士们的七嘴八舌中分辨出什么人有用，众多的计谋哪一条合适，什么人可以放在什么岗位合适，这就是领导者的水平。

反例杨修

说实话，杨修是非常聪明的，他应该比曹操聪明百倍。他能未卜先知，鸡肋之说就是从他而起，可是呢？他却是个小聪明，这很有讽刺意味，一个几乎能未卜先知的人却预测不到自己如何不招惹曹操反感而不会导致丢掉小命。林彪聪明吧！但是却不懂韬光隐晖导致最终命丢他乡。很多聪明人都犯了锋芒毕露和心急吃不着热粥的毛病！

那么，这样的聪明到底是不是聪明呢？还不如愚蠢一点好，反而能长命百岁！

纸上谈兵

便如赵括一般，很多高学历者因为长期的学者生活、研究生活，导致了理论与实际脱节很严重，而且很多人因为聪明和安逸的生活养成了无所事事的恶习。这样的恶习在魏晋时期就是很严重的士大夫习气。事实上一直到二十一世纪，中国文人的士大夫习气仍然非常严重，他们习惯于钻牛角尖，并整天高谈阔论。博客上的高谈阔论也很严重，很多人能说很多的大道理，但是都是非常的华而不实。他们的一些方法看似非常有道理，但是深究下来，几乎没有实际意义。很多聪明人整天的生活就是为了空谈而空谈。

文革中的知识分子被冲击的一个起因之一

文革中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起初的一个目的还是好的，觉得知识分子空谈太多，希望冲击冲击他们令这个群体能得到一些磨练。但是最后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变成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迫害了。其实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也是这样的，主要想是想锻炼锻炼知识青年，磨练磨练城里人的娇气。但是具体做的方式不好，这种形而上学的做法与实际效果严重脱节，导致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人们内心的永久伤痛，这就是十年动乱。

我的一个聪明朋友的人生变迁

我有一个好朋友，此人是个奇才，他爱好广泛，天文地理无一不晓，另外他有非常专业的电脑硬件软件、网络知识。但是这人有一个毛病，他喜欢空谈并好高骛远。

他每次晚上到我这里来玩，就是吹牛，吹什么内容呢？主要是谈他的财富人生计划，谈他的实业计划，他今天来和我商量，过几天去外地某个城市办一个电脑公司，据说那里前景不错。过了几天呢？又说经过考察，没有什么意思，这项目利润空间不大。他想在本地开一间电脑课程培训学校，可是过了几天，他又改主意了。就这样他的人生规划朝令夕改，最后我听都听腻味了，干脆左耳进右耳出不予任何表态。

但是，后来，他还是终于发财了。

因为他谈了个对象，这对象可不管他整天吹牛、高谈阔论，准备成家，要吃饭食啊！于是对象逼着他开了一间文印店，很小的规模。他一开始来我这唉声叹气，说这种小店真丢脸丢到家了，这样干一辈子也不会发财，只能糊口而已。

但是，他对象善于社会交际，渐渐的把周围很多企事业单位的业务接过来，利润渐渐节节攀升。接着利用他的特长，做起了网络工程，这样不要几年，他俩的事业就完全变了一个天地。

这就是聪明的空谈者的时代变迁，这样的空谈者需要一个实干家曹操来给他好好的拿主意和掌舵，他的老婆就是他的曹操。

或许，这就是宏观与微观的互补，男女的互补、夫妻的互补、空谈与务实的互补，偷懒的黄牛需要一个皮鞭在后面鞭策。

成功者大多是不很聪明的老实人

电视电影中警卫员和秘书的身高一般都不会超过首长，否则会将首长的高大光辉形象压低。

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仔细打量我们周围的人，你的邻居、同事、领导，你发现没有，最成功的人往往不是最聪明的人，往往一些平时被你很瞧不起的人，就那么默默无闻的生活着，在你不起眼的角落里。但是忽然间，大放光芒，他们被领导提拔了，他们开了新工厂了，买了新房子了。

对，就是这些老实人，往往比很多聪明人更成功。而很多聪明人呢？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很活跃，似乎是个中坚力量，可是他们却几乎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 “好高骛远不踏实”。他们因为有能力有才干，因此眼界很高，因为眼界高，对于领导布置下的一些小事情就轻视，结果往往大意失荆州把小事办砸了。还有的时候因为持才狂傲，无意中得罪领导和同事，还有一些原因，就是枪打出头鸟，因为太出众，而引起同事和竞争者的恐慌，会特别的给与打压。

从心理学上来说，很多人会有一种复杂的心理，比如同性相斥，一些男性心里尽管对优秀的男同胞很佩服，但是如果单位选举来个无记名投票，那么他们很可能并不选举他，这是人类的一种见不得光的丑陋的惰性。同样对于女性也是，很多女性如果长得漂亮人又聪明又有能力，那么她几乎都要被女同胞们戴上诸如狐狸精、风骚、不正经这类的帽子。

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些看似老老实实的人往往出乎意料的得到领导的提拔。因为他令很多人看得顺眼，而一些老好人也会相当具备人缘。一些有才干的优秀的聪明人会给领导太大的压力，领导提拔他的时候会顾虑有一天对方成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将自己取而代之。这样的事例从赵匡胤的政变和武则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另外如果手下太优秀也会衬托出领导的无能。

那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忙于互相争斗，最终拱手将成功的机会给于那个看似与世无争的老实人。

我们从历史电视剧《贞观长歌》中就可以看到，几个最聪明的王子争夺皇位的最后，最老实的与世无争的李治却没有费丝毫力气成为皇位的拥有者、胜利者！

再回过头谈谈老实人的财富人生，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老实人因为智商不高、学历不高，那么他的危机感就强。更因为老实，他也没有多少花花肠子，他只能默默苦干。

用一句风趣的话来总结比尔盖子先生的人生经历，那就是：

聪明人在忙于读博士、搞科研，而不聪明的人没有空闲时间去读博士、搞科研，因为他们的时间很紧张，他们在有限的人生光阴中忙于争分夺秒的挣钱。做学问的事情就让聪明的穷人们去干吧！让他们学问做高点来帮自己挣更多的钱出谋划策。

或者换一句话：因为不聪明，所以也就无法进一步读书。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赚钱呗！这些不聪明的人自然琴棋书画的小资情调懂得也不多，所以他们除了挣钱还是挣钱，挣钱是他们的工作，也是的业余爱好，挣钱就是他们的生活。

或者再换一句话说：因为这些学历不高者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傻瓜才去花那么多时间去考那么多学位，读那么多书。这是对人生的一种浪费，知识浪费。读书并不是读得越多越好，呵呵，你是人又不是一个图书馆，要读那么多书干嘛？我这可不是调侃，你想过没有，你读完博士年龄差不多30岁了吧！人家从20岁开始经商，到30岁应该事业有成了吧！呵呵！所以，最聪明的人是不会傻乎乎的去读那么多书的。

比尔盖子用一个大学学历换来了微软帝国，这样的交换很合算。

读书为了更好的活着，活着的目的却不是为了读书，读书只要够用、好用就行了！

当然，我才是最傻的呢！整天没事做，写这种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博客。因为我聪明，因此我才最傻。哈哈！写博客的人都是傻瓜蛋一个！

人生的幸福或许并不仅仅和事业上的成功、财富上的多寡来衡量。活得自在、有趣、坦然才是关键。那么，想挣钱的就赶快挣钱去，夸夸其谈侃大山的继续侃，我写博客给想挣钱的出主意挣钱去，我自己呢！在这里继续侃我的牛。或许什么样的人就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人生吧！这是性格所致。

人生就是一次不断发现自己的过程。

李彦宏的3篇文章【2001年】

2008-09-11T03:39:00.000-07:00

原文地址：http://home.donews.com/donews/author/2/2074/

我与GO.COM
李彦宏 | 百度论坛 | 出处：原创-IT| 2001年02月03日 02:26 | 阅读 4421 次

虽然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得知GO.COM关闭的消息时，还是有些伤感，毕竟我为她和她的前身Infoseek工作了两年半之久。是的，2.5年在因特网这一行是很长的时间！人都是有惰性的，我也不例外，自从97年加入Infoseek后，我是很认真的，我曾经立下誓言，只要我在Infoseek一天，就要保住她搜索引擎在业界第一的位置。头半年，我日以继夜地工作，终于在98年4月发布了ESP技术，这是世界主要搜索引擎中首次采用超链分析技术，此后的三年中，各大搜索引擎陆续采用了这一思路。那个时候也正是早期网络公司从搜索引擎向门户网站过渡的时期，Hotmail的兴起，使得各个门户竞相效仿。Lycos推出了以lycosmail.com结尾的免费邮箱，可能是excitemail.com以被他人抢注了的缘故，Excite推出的免费邮箱是以mailexcite.com 结尾的。雅虎和Infoseek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我为自己的公司在这一方面出手较晚而焦虑，于是提出我们的免费邮箱要以infoseek.com结尾，这样我们的免费邮箱就比竞争对手的要好记得多，因为毕竟那时候上网的人谁不知道Infoseek! 然而那些来自传统行业的，自己也没上过几天网的决策者坚持认为这样做会导致公众以为那些免费邮箱的使用者是的Infoseek雇员，如果他们用这样的邮件地址发送什么不得体的东西的话，人家会来起诉Infoseek。他们甚至提出如果这样可行的话，Excite和Lycos为什么没这样做－整个一个跟风者的心态！我提出美国在线的例子，人家的客户邮箱就是以aol.com结尾的吗！但遭到的反驳是：美国在线是ISP，所以别人不会有误解。我说当人们习惯了Infoseek的免费邮箱之后，也就不会有误解了；但决策者还是不愿意承担任何潜在法律纠纷的风险。几天以后，雅虎推出了免费邮箱，正是以yahoo.com结尾的！雅虎本身的员工从此开始起用yahoo-inc.com的电子邮件。然而这并没能改变决策者使用infoseekmail.com的决定。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Excite和Lycos都把他们的免费邮箱改成了与他们公司品牌一致的地址，而infoseekmail.com却从来没有推出过。没有推出的原因是因为98年4月迪斯尼参股Infoseek，给了一点钱，好象是7000万，然后把没上市，也几乎永远要亏钱的Starwave强行卖给了Infoseek，迪斯尼信誓旦旦地要把Infoseek和它所有的网站资源整合到一个新的互联网品牌之下，就是后来的 GO.COM。消息宣布的时候，Infoseek上上下下都很兴奋，觉得这回算是有靠山了，雅虎算什么，世界上90％的人都知道迪斯尼的品牌，迪斯尼在品牌建设上是大师，而雅虎最多算是个初出茅庐了毛头小伙！那时候没有人想到，仅仅一年多以后，华尔街就有了毛头小伙要收购品牌大师的传言！我对迪斯尼的进驻并没有特别激动，直觉告诉我，背上迪斯尼这个包袱，我们就再也不能象一个互联网公司那样，高速，灵活地奔跑了。所以我对朋友们说，这件事情相当于我们买了个保险，不会倒闭了，现在这个预言应验了，GO.COM的股票即将被置换成迪斯尼的股票，几乎永远不会死掉，也永远不会令人激动了。 98年9月，Infoseek和迪斯尼对外宣布了GO.COM这个名字，不久又展示了据说是迪斯尼CEO揿钉的GO.COM标识，就是那个后来被人起诉的黄底绿芯的交通灯标识。Goto.com 看到这个标识后觉得有机可乘，提出要迪斯尼赔偿。在品牌领域高处不胜寒的迪斯尼哪把小小的goto放在眼里，迪斯尼甚至觉得他们不屑于收购这样的公司。而事实上，一年以后，goto的股票市值比GO.COM还高！经过10个月的整合（10个月在互联网时代意味着什么，同志们！〕，GO.COM在99年一月正式发布，所提供的免费邮件也自然地使用了以go.com结尾的地址－－而那位拍板要用Infoseekmail.com地址的人，被任命为GO.COM网站的总经理！ GO.COM的问题很快就显露出来了，作为互联网公司的Infoseek和作为传统公司的迪斯尼在公司运作上有着太多的分歧，而迪斯尼是从不妥协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总是对的。此后8个月的同床异梦使得Infoseek的创始人下决心把公司完全卖给迪斯尼。消息宣布是在99年8月，Infoseek的股票在11月份转成了GO.COM的股票，Infoseek这互联网产业的先驱从此在华尔街消失了。虽然此后很长的时间中，人们还是通过键入www.infoseek.com来访问GO.COM，但是Infoseek这个品牌却被逐步地扼杀了。在硅谷，没有人愿意为传统的大公司工作，迪斯尼连这点也不理解，他们甚至认为大家应该为成为迪斯尼的一员而感到骄傲。但事实还是事实，迪斯尼必须用许诺很多现金奖金的办法来换取人们在GO.COM多呆几个月的承诺。迪斯尼从一开始就低估了在互联网上重新建立一个大众品牌的难度，牺牲Infoseek的品牌并不意味着迪斯尼的GO.COM会建立起来，在传统行业屡试不爽的品牌策略却在网上一筹莫展。再加上官司缠身，标识被迫改动，并赔款求和，带着迪斯尼这样沉重的翅膀的GO.COM再也没有能够飞起来过。总结这段经历，我觉得自己虽然是作技术的出身，但在很多商业性的判断上有一定的悟性，比如在免费邮件的地址问题，GO.COM的前途问题等，这为我后来创建公司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经历了这么多，我想GO.COM/Infoseek的很多失误应该不会在百度重演。以上文字全凭记忆，引用数据未经核实，表达的观点纯属个人观点，如有冒犯，还请见谅。作者版权所有。

门户网站与企业网站的区别－给网站集成商
(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2335次) 时间：2001年04月17日 10:03　来源：李彦宏原创-IT

去年9月，原Infoseek公司的CTO William Chang博士访华，我要求他对中国互联网的核心竞争力做一个报告。一下飞机，我们就谈上了“正事儿”。没想到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中国互联网领域是不是有很多咨询公司？”，我回答说“不多。”他对这个回答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担心。他认为，如果咨询公司不成气候的话，作为技术提供商的百度在商业上会面临挑战。 William后来作的报告，居然很大的篇幅是讲在每一次技术革命中，咨询业对技术所起的推动作用。从文艺复兴，一直到美国互联网，无一例外。互联网时代的所谓咨询公司，其实指的主要是网站集成商，当然也包括象时代财富,互联网实验室等中文意义上的咨询顾问公司。令人欣慰的是，随着dotcom泡沫的消失，原来很多做门户的网站，开始转型做网站集成，把他们作网站的经验，转移到为公司企业和政府机构做网站上来了。是啊，没有主流单位（或称“传统行业”）的参与，怎么能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呢！当然，更多的情况是原来做系统集成的公司，开始大举进兵网站集成。有了这样一个网站集成的群体，就为百度的成功增添了新的基础。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上个星期百度和戴尔，搜狐，亚信等公司一起举办了一个"大型企业门户应用解决方案"的研讨会，其主要的参会者都是网站集成商。这些代表新经济的公司，无一例外地看中了网站集成这一块儿，希望通过他们把主流行业带入网络经济。人们对门户网站可能再熟悉不过了，然而企业网站和门户网站所起的作用是有很大差别的，门户网站的特点，套用新浪的王志东的话，叫做“游戏化”的成分多些，聊天室，从各个传统媒体摘录来的新闻，网上游戏，BBS等，不一而足。这些对企业网站都不适用。当一个人到一个门户网站上去的时候，他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目的，他往往会跟着那些网页上的超链信马由缰地走下去，直到他需要离网的时候。这样作，即使花费很多时间，他可能也不会抱怨这个网站。当人们到企业网站去的时候，他们往往代有很强的目的性，而最可能的目的是什么？寻找信息！一件真事：有一次出差，想找离宾馆最近的我开户的银行，于是上网，先去了这个银行的网站，花了足足十分钟，却找不到需要的信息，这个网站虽然有一个搜索框，但输入检索词后出来的结果是"Internal Server Error"，跟着超链找了半天，仍然一无所获。最后去了一家门户网站，输入检索词后，立刻就找到了想要的信息，而这个载有有用信息的网页恰恰就在这家银行的网站上！我想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当中国的网民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他们必然会问：门户网站能在数千万的网页中立即找出需要的网页，为什么在一个只有几千页的小网站上要找些东西就那么难呢？当一个人在一个企业网站上花费很多时间却找不到需要的信息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感到愤怒！参见杨震霆在DONEWS上的帖子:http://www.donews.com/forum.cgi?click=48450&forum=it 有了一个好的站内搜索引擎，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其实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William是什么时候访华的了，我根本不需要记住，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到百度的网站上，输入"William"这个词，我就立刻可以找到他访华的精确时间。愿天下企业网站都有一个好的搜索功能！本文欢迎转载，如需修改，请联系作者。

搜索引擎的第三定律
李彦宏 | 百度论坛 | 出处：原创-IT| 2001年09月07日 13:45 | 阅读 2267 次

搜索引擎走到今天，已经是一个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时候了。为了说清楚我所讲的第三定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一和第二定律。第一定律相关性定律听起来象是一篇学术论文，的确，就连第一，第二定律的提法以前也没有过，但是第一，第二定律的内容确早已在业界和学术界得到了公认。其实这第一定律是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被学术界广泛研究过的，那就是所谓的相关性定律。这个领域那时叫情报检索，或信息检索，也有叫全文检索的。那时的相关性都是基于词频统计的，也就是说，当用户输入检索词时，搜索引擎去找那些检索词在文章(网页) 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位置较重要的，再加上一些对检索词本身常用程度的加权，最后排出一个结果来(检索结果页面) 。早期的搜索引擎结果排序都是基于本文的第一定律的，如Infoseek, Excite, Lycos等，它们基本上是沿用了网络时代之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工业界的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大访问量和大数据量上，对相关性排序没有突破。词频统计其实根本没有利用任何跟网络有关的特性，是前网络时代的技术。然而，网络时代的主要文献是以网页的形式存在的，而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网上发表各种内容，词频相同的两个网页，质量相差可以很远，可是按照搜索引擎的第一定律，对这两个网页的排序应该是一样的。为了能够派在某些检索结果的前几位，许多网页内容的制作者绞尽脑汁，在其页面上堆砌关键词，搜索引擎对此防不胜防，苦不堪言。这种情况到了1996年开始有了改变。第二定律人气质量定律 1996年4月，我到赌城拉斯维加斯开一个有关信息检索方面的学术会议，会议的内容就象拉斯维加斯的天气一样，照例比较枯燥乏味。但远离公司的我，却难得有一个静下心来认真思考问题的机会。就在听一个毫不相干的论文演讲的时候，我突然把科学引文索引的机制跟Web上的超级链接联系起来了 - 感谢北大，她在我上大三的时候就教授了我科学引文索引的机制，美国恐怕没有一所大学会在你本科的时候教这玩艺儿。科学引文索引的机制，说白了就是谁的论文被引用次数多，谁就被认为是权威，论文就是好论文。这个思路移植到网上就是谁的网页被链接次数多，那个网页就被认为是质量高，人气旺。在加上相应的链接文字分析，就可以用在搜索结果的排序上了。这就引出了搜索引擎的第二定律：人气质量定律。根据这一定律，搜索结果的相关性排序，并不完全依赖于词频统计，而是更多地依赖于超链分析。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突破性的东西，回去以后就很快总结了思路，于96年6月申请了这一方面的美国专利。1999年7月6号，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批准了专利号为 5，920，859的，以我为唯一发明人的专利。大约在96年底，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的两位研究生也想到了同样的解决方法，他们后来创立了一个叫 Google的搜索引擎，Google的网站上至今仍然说他们的这项技术是Patent-pending (专利申请中) ，不知道美国专利局是不是还会再批这样的专利。Anyway, 超链分析的方法98年以后逐渐被各大搜索引擎所接受，由于链接是网络内容的一个根本特性，这时候的搜索引擎才开始真正利用网络时代的检索技术。世事难料，2000年起网络泡沫迅速破灭，各大搜索引擎要么遭人收购，要么推迟上市，所有使用人气质量定律的搜索引擎公司都未能幸免。那么，搜索引擎的出路到底在哪儿？第三定律自信心定律人气质量定律解决的还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然而搜索引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从来就不是一个纯技术现像，它融合了技术，文化，市场等各个层面的因素。解决搜索引擎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需要搜索引擎的第三定律--自信心定律。 1998年的时候，没有太多的人拿一家远在硅谷500英里以外，刚刚成立的，叫作GOTO.COM的公司当回事儿。它不过是买了一个搜索引擎的技术服务，然后再向那些网站的拥有者们拍卖他们网站在GOTO检索结果中的排名，谁付的钱多，谁的网站就排在前面，而且付费是根据网民点击该网站的情况来计算的，仅仅在搜索结果中出现并不需要付费。这就是自信心定律的最早实践者！根据这一定律，搜索结果的相关性排序，除了词频统计和超链分析之外，更注重的是竞价拍卖。谁对自己的网站有信心，谁就排在前面。有信心的表现就是愿意为这个排名付钱。需要声明的是，自信心定律也是我自己给这一模式起的名字，以前的文献中并没有人这样总结过。今天，在网络业一片萧条，那斯达克风声鹤唳的时候，GOTO却如日中天，市值高达13亿美金，收入高达雅虎总收入的35%。反观门户网站，有哪一个能从它们的搜索引擎服务中赚出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呢？究其原因，就是因为GOTO最早实践了搜索引擎的自信心定律。以前的搜索引擎都是靠CPM来收费的，而CPM 是从传统广告业借鉴过来的，没有考虑网络媒体即时性，交互性，易竞价的特点，而竞价排名，点击收费则是为网站拥有者直接提供销售线索，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广告宣传。自信心定律一改过去搜索引擎靠CPM收钱的尴尬局面，开创了真正属于互联网的收费模式。在中国，百度一直致力于推动搜索引擎市场的培植和发展，现在，我们联合了各大门户网站的搜索引擎，一起通过百度的竞价排名系统来实践搜索引擎的第三定律，为数十万网站的拥有者提供一个展示自信心，吸引潜在客户，发现销售线索的平台。有关百度竞价排名系统的详情，请参看www.bai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