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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踪迹。
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其他诸如以粮为纲，工业化，用农业支援工业等都是一样的毛病，国家愈搞愈穷。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六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 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踪迹。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 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再往前看，其实在延安整风时，甚至在井冈山肃反时，错误已经埋下种子，不过那不属于建国后的60年的历史阶段中。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估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伤害，搞得他们自杀的自杀，离婚的离婚，重的妻离子散，最轻的也变得垂头丧气，对生活没有信心。如果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文革使全社会痛苦的总量达到极大。文革又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找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割断一切和外国的交流，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各地群体事件屡发，动辄诉诸打砸抢烧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固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 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
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再往前看，其实在延安整风时，甚至在井冈山肃反时，错误已经埋下种子，不过那不属于建国后的60年的历史阶段中。
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上。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如果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很容易走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群众和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据一位素来对中国教育抱乐观的权威学者估计，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现在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编辑：陆思同）本文下载地址：http:www.kuailelicai.comDown.aspx?MID=13# 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估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伤害，搞得他们自杀的自杀，离婚的离婚，重的妻离子散，最轻的也变得垂头丧气，对生活没有信心。如果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文革使全社会痛苦的总量达到极大。文革又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找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割断一切和外国的交流，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
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各地群体事件屡发，动辄诉诸打砸抢烧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
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其他诸如以粮为纲，工业化，用农业支援工业等都是一样的毛病，国家愈搞愈穷。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六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 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
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其他诸如以粮为纲，工业化，用农业支援工业等都是一样的毛病，国家愈搞愈穷。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六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 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固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其他诸如以粮为纲，工业化，用农业支援工业等都是一样的毛病，国家愈搞愈穷。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六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 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其他诸如以粮为纲，工业化，用农业支援工业等都是一样的毛病，国家愈搞愈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踪迹。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 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再往前看，其实在延安整风时，甚至在井冈山肃反时，错误已经埋下种子，不过那不属于建国后的60年的历史阶段中。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估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伤害，搞得他们自杀的自杀，离婚的离婚，重的妻离子散，最轻的也变得垂头丧气，对生活没有信心。如果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文革使全社会痛苦的总量达到极大。文革又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找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割断一切和外国的交流，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各地群体事件屡发，动辄诉诸打砸抢烧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固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 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
过去批判赚钱，说是资本主义。赚钱和其他各种说法的不同点就在于赚钱是一个用价格配置资源的方法，它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避免浪费。其他各种说法都导致不顾成本的巨大浪费。像砸锅炼钢铁，钢是炼出来了，但是国家变得更穷了。其他诸如以粮为纲，工业化，用农业支援工业等都是一样的毛病，国家愈搞愈穷。要赚钱就要保护私有财产，要扩大个人自由，要有自由选择，能够创办企业，有大体上的公平买卖，还要能扩大市场，沟通海外。这一切都为了赚钱服务。所以中国的财富极大地增加了。在追求财富的带动下，有了钱一切都有了。不但大家都吃饱了，钢产量增长了二十多倍，居世界第一，发电量据世界第二，原来设定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压低生活标准，而是一天比一天富裕。钢，电，煤，等等的产量空前提高，不是通过工业化或大炼钢铁，而是通过赚钱。市场化的改革以鼓励交换为特征。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劳动不一定带来财富。所以战天斗地并没有增加财富，缩短劳动时间，财富反而增加了。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六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 全世界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迫切需要致富。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市场化是最主要的经验。在此期间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制定大政方针。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实施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开始市场化的，唯独中国是在专政条件下搞市场化的。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毛泽东的统治，那时候中国人几乎就是奴隶，没有任何起码的权利，只能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有干活的份儿。
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上。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如果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很容易走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群众和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据一位素来对中国教育抱乐观的权威学者估计，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现在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编辑：陆思同）本文下载地址：http:www.kuailelicai.comDown.aspx?MID=13# 改革前和改革后，同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效果完全不同。问题在是谁在专政，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一批有远见卓识，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领导人，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大方向，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引导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在此期间政治基本是稳定的，没有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或暗杀国家领导人。三代领导人的替换，没有腥风血雨，而是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的。对政治犯停止了死刑镇压。特别是大大地减少了由于国家行为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死亡的事例。改革前的三十年总共约有近五千万无辜百姓因政治原因死去。包括大饥荒，斗地主，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清理阶级队伍，历次运动中被迫自杀的，被红卫兵打死的，活埋的，双方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武斗死的。那时候死一个人真是轻如鸿毛。改革后的三十年这类原因死的人总数大概不到十万人，包括抗越自卫反击战，天安门事件，每年躲猫猫之类死的人。现在政府要处死一个人不得不十分谨慎小心。处死一个犯了六条人命的杨佳，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兵力，生恐群众反对。人的生命大大地重要了。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导向的专政，确实比民主政治更有效率，至少就财富的创造而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受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但专政可以侵犯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对大多数人有利。就全社会而言显然财富总量能够更快地增长。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国企的改革。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效率低下的国企必须改为民营。在此期间受损的是国企的员工。他们失去了铁饭碗，被迫进入没有保障的市场大潮中去讨生活。只有一部分下岗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许多下岗工人生活有所下降。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得益的是整个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最困难的国企改革就这样基本完成了。在其他转轨经济中，国企改革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比较顺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更是行不通的。再如中国参加世贸组织，由于贸易开放，会有一些行业受损。在民主政治里这种决定要拖很长时间，但是中国由于专政，不同意见只能说说，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中国参加世贸组织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民主政治中，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很难做成。政府表现软弱，吵吵闹闹，举步艰维。而专政政治能够“心想事成”。大多数的改革都能使财富增加，但是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埋下了隐患。要不是最低收入的群众生活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改革使两亿多人脱贫，中国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家早已稳不下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踪迹。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 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再往前看，其实在延安整风时，甚至在井冈山肃反时，错误已经埋下种子，不过那不属于建国后的60年的历史阶段中。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估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伤害，搞得他们自杀的自杀，离婚的离婚，重的妻离子散，最轻的也变得垂头丧气，对生活没有信心。如果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文革使全社会痛苦的总量达到极大。文革又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找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割断一切和外国的交流，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各地群体事件屡发，动辄诉诸打砸抢烧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固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 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专政能够防止经济的动荡，过去的三十年只有极少数的过热和过冷。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非常重要。新生的小企业都很脆弱，经不起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还能有效地稳定币值，只有极少数几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在国际上的稳定甚至比美元都好。这些条件保证了众多的小企业的成长。更有一点，即政府兴建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地铁，电站，通讯网路，这对于一个幅缘辽阔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业绩中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一个自然生长的经济体内，没有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靠经济自发的力量，如此规模的基础设施大约要一百年才能搞得起来。
中国人的勤劳致富不但在改革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并不处于改革中的华侨多能在外国致富。不论利润有多微小，中国人也会不辞辛苦地去追求。所以中国商人能够渗入世界各地，在陌生并险恶的环境中取得成功。改革后这一势头有增无减。勤劳的中国人又能压低消费，增加储蓄。三十年中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到40%，甚至更高的范围内。中国既有充足的劳动力，又有充足的资本，不需要借外债也能有高增长。更由于开放政策，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劳动和资本如虎添翼，迅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状态。
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的专政，加上得当的经济管理，勤劳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专政下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再有几十年的稳定增长。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专政者能不能跳出自我利益的约束，进而保护统治集团之外的人的利益。并且这个政治是由精英分子来管理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各国，凡是政治上长治久安的国家，无一不是精英管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我们亲身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对中国有意义，更对全世界也有深刻的意义。世界上还有十多亿贫困人口，他们怎样脱贫？如何防止重复中国走过的错误道路，大可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巨大变化更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社会发展有些什么规律，这个重要问题多少能从这13亿人60年的经验中看出踪迹。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但是脱贫之外背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含义。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三十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后三十年是幡然改悔，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一个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会奋发图强，反而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国家好像也有类似的转变。六十年前，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的百年不遇的机会。在此以前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是不断遭受外国侵略，忍受屈辱的时代，也是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时代。1949年迎来了和平。中国人有可能专心一意地建设国家，不会碰到不可抵御的外部干扰。三年恢复期过后1952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全国有一种欣欣向荣，蓬蓬勃勃，充满朝气的气氛。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建设事业高速推进。但是好景不长，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事情已经明显走偏。 1957年的反右派启动了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一页，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由一个人专制独裁的道路。其实在此以前，事情已经有了变化的端倪。全国解放，中国从遍体鳞伤的十多年的战争废墟中安定下来，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央政府应该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向前。可是新政权没有宽恕过去的敌人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而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被关的数倍于此。在农村实施残暴的斗争，分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在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故意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拥护新政权的同情者。再后的反胡风，批电影武训传，后来发展为反右派，都是寻找并不存在的敌人，甚至把朋友变成敌人。从反右以后中国国内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政策的错误只能越走越偏，任何自我纠正的功能都被彻底消除了。直到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再往前看，其实在延安整风时，甚至在井冈山肃反时，错误已经埋下种子，不过那不属于建国后的60年的历史阶段中。前一个三十年是用一场十年“浩劫”来结束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自我残杀的疯狂行为。文革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彼此找茬，挑起仇恨，把人民的聪明才智统统都用来人斗人。一切社会所必要的生产活动统统都让位于阶级斗争。估计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直接受到阶级斗争的伤害，搞得他们自杀的自杀，离婚的离婚，重的妻离子散，最轻的也变得垂头丧气，对生活没有信心。如果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文革使全社会痛苦的总量达到极大。文革又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彻底颠倒翻个，关闭了所有的文科大学，大学招生人数从1965年的67万人降低到4万人。让工农兵上大学讲坛，代替原有的教授。这还不够，又烧毁一切能找到的古代书画，砸毁所能见到的一切古董和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毁掉所有从外国输入的先进文化，割断一切和外国的交流，把中国变成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财产，没有科学文化的赤贫之国。这场浩劫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但是如果没有全党的认同，没有全国人民的响应也搞不起来。所以客观地讲，责任也不全在伟大领袖一个人身上。如果他到美国去发动文化革命，未见得大多数人会响应他。现在个人独裁的制度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再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百姓会不会以别的形式再次掀起类似的内部斗争，也未可知。从各地群体事件屡发，动辄诉诸打砸抢烧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百姓成熟为理性而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族方面，进步实在非常有限。到文革结束时，约有近三亿人口每年缺几个月的粮食，年年都要饿上一个春天。城市百姓买东西多数都要票，供应极其紧张，很少能吃上肉，人均住房面积比三十年前减了几乎一半，因为人口增加了80%，而住房基本上没有建。这是“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所决定的。讲人均GDP肯定不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年，除非计上军工生产的产值。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的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全都强烈要求改革，工人也不反对，因为他们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虽然当了领导阶级，一点实惠都没有。物价固然没有涨，但是凭票凭证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句空话究竟不能当饭吃。工人也要求改革。于是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改革势如破竹，没有多大的阻碍。尽管对改革的方向有所争议，但是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方向问题也基本上看准了。有点争论主要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冲突。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私人经济，雇佣关系是否允许存在，公有制是不是寸步不让，股票市场允不允许开放，赚钱是不是剥削等等。但是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不中用的理论不得不退让。赚钱压倒了一切，全民奔向致富之道，谁也抵挡不住。改革后的三十年就是赚钱的三十年，也是财富创造的三十年。现在中国已经换了一个国家了，已经脱胎换骨。但是农村改变不大。就城市而言，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城市比毫不逊色。中国彻底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称号，屹立于世界。这是三十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赚钱。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 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
如果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很容易走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群众和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
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据一位素来对中国教育抱乐观的权威学者估计，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现在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
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上。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如果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很容易走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群众和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据一位素来对中国教育抱乐观的权威学者估计，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现在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编辑：陆思同）本文下载地址：http:www.kuailelicai.comDown.aspx?MID=13# 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编辑：陆思同）
理，并优先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这二者缺一不可。道理很简单，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精英的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但是这个精英集团必须优先考虑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广大群众之上。拿这两个条件来看当前的中国社会，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执政的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正在起变化。司法一直不能独立，明显地偏向于权势集团，受欺侮的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千辛万苦地走上访之路。言论自由日见遥远，信息控制变本加厉。结果是群体事件使专政者穷于应付，风声鹤唳，神经紧张。法律已经通过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十几年来不能实行。专政者的利益已经超过了民众的利益。近二十多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非常快速。各个不同的利益组合日益牢固，并且通过权钱交换延伸到专政工具之内。要改变这一趋势，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决非易事。如果统治集团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进而侵犯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民主政治可以防止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但是民主政治很容易走向一个群众治理的政府，缺乏精英的参与，政权还是稳定不了。这样的经验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发生。巴黎公社就是一例，中国的解放军夺取政权又是一例。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不少精英参与，但是在枪杆子说了算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受控于群众和暴力。解放后表面上有些知识分子参政，但是原则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精英分子完全没有决策权。现在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走上精英治理，政府的构成越来越知识化，有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归国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中国改革成功，给全世界带来福利。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提高了许多国家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帮他们在促进经济繁荣中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名副其实地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是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创造方面仍然非常落后。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有七十多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个得奖的。据一位素来对中国教育抱乐观的权威学者估计，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穷得多的国家现在都有人得奖，在这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的最末尾。这和中国政府的思想钳制，党化教育密不可分。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试图改变。在庆祝60年国庆中，失败的前三十年一字不提，试图向年轻的一代人掩盖这一段时间的不良记录。这种策略不但耽误了中国的下一代，也不能为中国带来国际声誉。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和单枪匹马的达赖喇嘛斗争中，人家总是相信达赖喇嘛所说的，怀疑中国政府所说的。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编辑：陆思同）本文下载地址：http:www.kuailelicai.comDown.aspx?M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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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08:17:07
嘉奖一妇嫌
一妇嫌大妈是中国农民后入籍美国的妇科医生，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美国和演中国，受美国中情局和民主基金会的派遣，不远万里，回到中国。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美国殖民中国的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洋奴主义的精神，这是卖国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右派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洋奴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美国的殖民政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帝国主义才能胜利。一妇嫌大夫是实践了这一条帝国主义路线的。中国的卖国主义者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
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和演中国，统治他们的民族和人民，统治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帝国主义。
一妇嫌大夫从不利己专门害人的精神，表现在她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美国对老板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右派都要学习他。无精涟张伪蝇陈之污湖潴留等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
一妇嫌大夫是个妇科医生，她以妇科为职业，对卵巢研究精益求精；并著有巨著《大个卵巢》，她研究卵巢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妇科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猫鱼屎和一妇嫌是配和很密切的搭档。猫鱼屎给一妇嫌的书作过序。他俩分别从人口和土地两个事关国家命脉的重点出发，诋毁中国的土地政策和人口政策，共同的目的就是酿成中国的粮食危机，引起社会动荡。只凭这一点，他们俩就可以并称为大有害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纯粹的坏人，一个特缺德的人，一个卖国的人，一个邪恶的人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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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说萝卜：
2009-10-28 09:00:36
关注老师很久了，书也看的不少。老师对中国社会认识的真是深刻！国内需要你这样更多的经济学家……
祝福老师！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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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1949：
2009-10-28 09:16:07
哇哇牛
来自：“文化漫谈“博论坛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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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1949：
2009-10-28 09:16:07
哇哇牛
来自：“文化漫谈“博论坛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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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采真：
2009-10-28 09:26:38
有道理，但个别地方也不客观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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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09:39:28
风之彩：
2009-10-24 11:38:22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上一篇茅氏的宏文博论你们就不要撤了，不是特立独行、诚实敢言么？露出了自以得意的那话儿，却萎缩回去了，为什么呢？
----------------------------------------------
现在再贴出来，很好，很好；但这就象高级商店门前的打折品，再好终究给人以次品的感觉。泄了气的气球再吹起来总是容易些，因为很多部位松掉了。所以，关键是三个字“不要撤”。至于茅氏的文章把过去的发言拼凑起来，该说的也都说了，然而情绪性的东西不少，引用的实例和数据明显存在巨大的争议，想要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就不可能了。所以，再送你们三个字“别折腾”。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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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09:45:58
每次看茅老师的文章都获益良多，望保重身体。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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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1:28:11
虽然有道理,但对前30年也不应否定的几乎一无是处
博主回复： 2009-11-02 09:01:57
前三十年中1949-1956还是不错的。问题是从1957反右开始，以后可说基本上都错了。说基本上是因为也有一点成绩。本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 说对，说错只能是就全局而论。
茅于轼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2:17:43
有时候还会相信老天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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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2:23:14
请问茅老，所谓“后三十年”“以大多数人利益为导向”的专政，有制度保证吗？ 如何今后三十年仍是以大多数人利益为导向 ？ “大多数人的利益”如何界定？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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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2:32:46
请问茅贱不争论错在那里？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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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2:50:26
茅于轼王八蛋已经完全病态！为什么不能分地主富农的财产？难道只允许农民死去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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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飘雪：
2009-10-28 12:54:57
中国变化可以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的极大增长。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的原因，就是它完全摆脱了贫困的面貌。
来自：“文化漫谈“博论坛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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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3:01:08
受教良多.感谢先生!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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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3:11:51
一定要“保护”好茅于轼
自从茅于轼发表“国家保护全国耕地面积不能低18亿亩的政策是一种错误”的“学术论文”后，被学术界口诛笔伐了好一阵子，有人说他打着“学术讨论”旗号，充当国际资产阶级的走狗。有人说他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有人说他是老狐狸，有人说他是披着人皮的狼，有人说他是货真价实的老牌右派。
茅于轼则有一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英雄”气慨，不仅不在乎，还觉得很荣幸。他进一步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对其美国的“基金会主子”坦言，他原本就是“被准确地打成的右派”，“本来就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无异于给那些为茅于轼这个右派真货“平反”的“慈善家”们一记重重的耳光。他自己都坦言是准确的右派，而那些“走资派”们为讨好右派分子，偏要用热脸去贴右派的冷屁股，为他平反，结果是真右派并不领情。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笑话。在这一点上，人们应该为茅于轼说句公道话：这位年届八十的老牌右派，还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真”。茅于轼的真言让那些习惯于说假话的走资派太难堪了。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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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3:11:52
在狼与羊的动物世界里，永远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始终没有普世的和谐观。
兔子蹬鹰的动作，鹰认为是不和谐的行为。“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压迫者认为是不和谐的吼声。当弱者不堪忍受反抗时，强者总是劝说要以和为贵。就这样强者忽悠弱者上千年，好在历史也以此起彼伏的阶级斗争方式回应了和为贵的理念上千年。跪地求生，屈辱偷生；奋斗求生，尊严人生。这是常识。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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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3:12:50
茅于轼现在的确属于“国家级保护的高等动物”，要不怎么一些国家级电视台、地方级电视台、报纸和网络媒体都争着请茅于轼这个货真价实的老牌右派大谈“改革开放”的方向如何正确、成果如何辉煌并“忆苦思甜”控诉毛泽东时代如何痛苦呢？
“废掉”茅于轼这种右派分子，如果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时代是有可能的，通过一定的手绩，抓起来就是。但现在不行，你还没来得及“废了”他，别人就会以“迫害改革开放的大功臣茅于轼”的罪名，先把你给“废了”。
所以俺以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他还能活一些年的宝贵时间，充当“精密仪器”（要知道，茅于轼已是八十有余的“人”了），用他来检验一些 “理论”是否正确。
比如有人提出一种据说是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叫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不正确呢？只要用茅于轼这台“精密仪器”一检验就知道了。茅于轼肯定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是“高级的”，但他为工人阶级说过话吗？他的经济学“理论”代表过工人阶级的利益吗？根本没有！支持和重用茅于轼的右派分子和走资派也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除了应用“卖拐”的手法贩卖他们的“理论知识”坑害欺骗工人阶级外，什么好事也没作，却坏事作绝，这样的右派“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吗？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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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3:13:18
走资派们之所以高叫“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完全是出于一种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能一步一步进入国家各级核心权力机构的政治图谋。走资派需要右派知识分子为他们造势，控制舆论。右派分子也需要走资派撑腰，结成政治同盟。而宪法上写的是“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没有写“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走资派制造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理论”后，右派分子就能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名义堂而皇之的进入各级领导核心机构。对国家各级权力进行了彻底的 “改革”。大家只要查一查就知道，尽管各级核心权力机构中，真正的工人代表堪称屈指可数，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但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理论”指导下，这些代表就全成了“工人阶级”了。至于农民就更被边缘化。用凤凰电视台的一位评论员的调侃，说全国有近十亿农民，但在全国人大中，真正的农民代表，大概也就是“三个代表”。
要好好“保护“茅于轼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茅于轼比其他人的任何“正面教育”都有效果，他能从反面教育人民，帮助我们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什么叫“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他坦言，“他就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他又十分拥护现在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他还是一个“准确的右派分子”，不需要“平反”。这是多么透彻的逻辑推理呵，几乎可以画等号了。
因此，俺最后要尊称一声茅先生，您真不亏为一个在临终前能讲真话的“好”右派、右派“活标本”。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3:52:10
为什么茅于轼删贴删的那么厉害，而骂人的话不删？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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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4:04:00
韩国和朝鲜没有可比性，起点不一样，外部环境不一样，统计不一样，韩国有美国大力扶持，而且不以占领为耻，而政府以做狗为荣，朝鲜因美国封锁铰杀，失去世界市埸，朝鲜为了不做狗，不得不把军事投入放第一位，群山挖空，而这一切不计算CDB，而韩国因被占领，屈辱感很深，自杀率居高不下。因朝鲜不开放移民，许多穷人就无法进入亨受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退休金制度。据联合国统计，朝鲜幸福指数是较高的。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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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4:14:18
现在居然还有人在用文革语气胡乱骂人？
觉得中国前三十年还不错的人，可以现在申请移民去北朝鲜。中国三十年前就是那个样子
…………………
前三十年穷人的处竟比现在好，不用卖身，不用卖儿卖女，不用到血汗工厂、黑煤窑卖命，没有黑社会敲诈，没有当官的欺压老百性，人民有自由。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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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4:26:31
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还要来一次大讨论？？谁说韩国和朝鲜妹没有可比性？韩国走美国路线，受美国扶持很正常，你朝鲜走苏联路线，不也由苏联跟中国扶持吗？言不由衷的家伙，说不定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人。现在我们的既得利益集团好多啊，地方政府，大型央企，铁老大，电老大，油老大，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司法系统，执法系统，交警交通系统。。。本来是公益性的，也来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利润最大化。中央在制定政策方面，有很多是既得利益集团相互照顾，相互妥协的结果，原则就是和谐社会嘛，你好我好大家好。至于社会最底层嘛，只要不让他饿死冻死，只要不造反就好。原则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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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4:34:43
自从茅先生就自我牺牲与他人的幸福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一大番貌似有根有据的不义之论后，立即招来一切正义人士的反对，特别在网上，正义之声音如同江河大海，然而，茅先生大逆不道之歪论发表不到半个月，大地震发生了，朱学勤先生认为，这是“天谴”。不知茅先生是否认同，这是对他逆天道之谴责呢？
茅先生是这样说的：
[我不赞成为了大家牺牲自己，因为这不是快乐的帕累托改进。“牺牲自己为别人”的极端，就是走向恐怖主义。认为自己的牺牲可以大大地造福于别人，这是愚蠢的想法。如果我们懂得快乐的帕累托改进是最高原则，就有可能避免上当受骗。
我相信世界上哪怕是最深奥的理论也是从常识推导出来的。有些人能够从日常观察中运用逻辑和分析发现别人没想到过的规律，而一般人就不能。帕累托改进就是一个例子。]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4:35:30
这些歪论看上去都挺有道理的，这毫不奇怪，也是所有骗子言论的共同特点，每一句话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但是，当把他有的话都集中起来比较，或者，把他说的话与现实比较，其荒谬绝伦，也就一目了然。因为，骗子的言论就是为了行骗，当然不可能具有真理性。但没有两下子，没几件漂亮的外衣，又怎样好行骗？最近有个醉酒的男人开公务车撞倒人，尚且知道大呼小叫称自己是领导秘书呢，更何况是堂堂的经济学家。
受到大家这么猛烈的批判，茅先生有必要回应一下的。这是最基本的学术要求吧。你发表了言论，大家不理解，那么，你总得解释。试想，爱因斯坦这么伟大，当年发表《相对论》，他不一样得给大伙儿解释他的理论吗？面对批评声音，他总不能做缩头乌龟躲在自己的书房里一了百了。一个自然科学家尚且能这样，一个社会科学家不是更需要做好解释工作吗？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4:36:26
当然，我们也不需要茅先生再正面地对他的歪论作解释了。他只需从他的观点出发，对下面两个事实发表下意见就行了。在列出事实前，希望和他先取得如下一致看法：
一、 救灾对灾民是幸福的事情。
二、 政府的救灾政策是“帕累托改进”。即政府组织救灾，或政府允许自愿者救灾，至少有利于一个灾民，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的政策。
当然，从社会事实上说，“帕累托改进”属于骗子理论，是祸国殃民的害人理论。政府救灾并不是什么“帕累托改进”，但如果政府救灾不是“帕累托改进”，那按茅先生们的“帕累托改进”理论指导，等于是说政府不应参与救灾，结果就是要政府对灾民的苦难熟视无睹，让灾民自生自灭。但是，即便政府不参与救灾，也依然是一个救灾政策。所以，“帕累托改进”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骗子特点，就是先假定一定存在一个“帕累托改进”，但若不存在“帕累托改进”呢？这怎么可能？他们会回答说。你们要相信。所以，所谓“帕累托改进”，简单地说就是这么一套理论：一定存在A，所以，只要找到A就行了。如果没有A呢？这怎么可能？你们这些不信神的家伙。不过，为了让茅先生的回应有个谱儿，不妨先认为存在“帕累托改进”的救灾政策吧。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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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4:54:53
！！茅于轼99%讲的不仅非常有道理，而且振聋发聩！！我感到好奇怪！怎么就这么多人毫无道理的反对呢！！！！！！！！！！！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5:05:26
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还要来一次大讨论？？谁说韩国和朝鲜妹没有可比性？韩国走美国路线，受美国扶持很正常，你朝鲜走苏联路线，不也由苏联跟中国扶持吗？言不由衷的家伙，说不定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人。现在我们的既得利益集团好多啊，地方政府，大型央企，铁老大，电老大，油老大，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司法系统，执法系统，交警交通系统。。。本来是公益性的，也来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利润最大化。中央在制定政策方面，有很多是既得利益集团相互照顾，相互妥协的结果，原则就是和谐社会嘛，你好我好大家好。至于社会最底层嘛，只要不让他饿死冻死，只要不造反就好。原则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顶]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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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5:14:40
所有人，特别是无知的愤青们！！！一定要真的要认真看一下茅老的全文，认真领会一下茅老的措辞！！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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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5:23:15
茅老不可能对无知的愤青花一分钟的时间解释！！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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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5:24:08
我也认为茅老不可能对无知的愤青花一分钟的时间解释！！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5:30:17
国家强力部门应该介入调查茅于轼 此人一项反动！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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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了怕了：
2009-10-28 16:00:40
大家看看现在还有几个知识分子敢说这样的真话？
顶茅老！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2009-10-28 16:11:02
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4.3％，日本是6.7％，英、法、意还低于美国。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大后面，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有名的 “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其他如：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事实充分说明，从50年代以来的中国的一直是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而关键性的建设大都在文革期间。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从没有拉大，而是逐渐缩小。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所谓中国“耽误了二十年”从何说起！
博主回复： 2009-11-02 09:14:05
经济学告诉我们，如果价格扭曲，GDP是无法计算的。改革前价格是扭曲的，所谓的中国增长率完全靠不住。你说的钢铁，棉花等等，都不是最终产品，不计入GDP的。能够计入GDP的是百姓的吃穿用。从吃穿用看，1976年的人均GDP远远赶不上1946年的。
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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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8 16:12:19
经济发展有时候并不是单凭产值增长率所能完全说明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六、七年代中国人所于的许许多多大事情，所创造的雄伟业绩，也许更具有其真正的意义。
对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首先把工业搞起来这是富民强国的关键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工业投入规模最大、建立企业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一是“大跃进” 时期，二是那时期。“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企业有些在“三年困难”、时期下了马，(但其中大部分在后来形势好转时又陆续恢复发展起来)与此不同，那时期的工业发展却要谨慎得多，稳健得多，项目建设一个成功一个，几乎找不到有何效益不好的企业。
在仅仅30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只要看看当时国家在能源、钢铁、建材、机械制造、化工、交通、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投建的大量工程项目情况就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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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8 16:12:44
以石油、煤炭、电力和钢铁、水泥为主的能源、原材料建设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基础性的工业。那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最突出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个方面。仅在1967年至 1976年期间国家对能源建设的投资就超过了500亿元。在石油工业中，不仅扩建了大庆油田，而且新建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南阳油田、江汉长庆油田等。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其发展步子之大是任何时期所无有的。如果没有当时石油工业的大发展，我国八、九十年代以及现在的石油自给将是大问题，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也不会发展起来。在煤炭工业中，新建了山西高阳煤矿、山东兖州煤矿、河南平顶山煤矿、四川宝顶山煤矿、新疆哈密露天煤矿；在电力工业中，不说各地兴建的众多的中小型发电站，仅全国大型的发电站就有：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以及唐山陡河发电厂、山东莱芜火力发电厂等，发展同样是很快的。十年间中国能源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9.2％。全国80％以上的县都建立了水泥厂，产量比1965年增长4.1倍。这都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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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8 16:14:12
在这期间，各地新建的工业企业特别多。1965年全国企业总数是15.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6万个，集体所有制的11.2万个；到了1979年企业总数就达到35.5万个，是原来的2.25倍。其中全民8.4万个，集体27.1万体，分别是原来的1.83倍和2.42倍。而且企业规模普遍扩大，其中大中型企业有4500个。全国职工总数近一亿人(9967万人，其中全民制7693万人、集体制2274万人)，比1965年的4965万人(其中全民3738 万人、集体1227万人)增长70％以上。这也大大促进了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时中国基本上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1952年，中国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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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8 16:14:53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改革以来喊起来的一个口号，20多年来中国交通发展十分迅速。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早在六、七十年代国家就开始大力加强全国的大干线建设，这期间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十多年间，不仅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川黔铁路、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路、京通铁路、阳安铁路等十多条铁路干线，而且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到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内燃机车也投入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每县都通了公路，大大改变了全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这个时期铁路、公路建设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大多是在西南地区高山峻岭的复杂地形条件下施工的，而施工技术、物质条件又很落后，其艰难程度中外少有。工人阶级、技术人员硬是靠发扬“敢啃硬骨头”和“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谱写了人类建设史上最豪迈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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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8 16:16:14
仅十多年时间，国家工业建设就干出了这样多的大事，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难道就可以将其一笔勾销吗？
70 年代，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一直在探索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的渠道，并形成了一个对外引进的新高潮。1972年以后，以“四三方案”为中心，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批准关于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扩大经济交流的报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有武钢一米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化工企业。当时引进的这些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大大促进了我国基础工业，尤其是石油化工、化肥、化纤、冶金工业的发展，直接为80年代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例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投产后，1984年就实现利税6.85亿元，比投产前增长1.66倍，所生产的大量钢板填补了国内品种的一些空白，减少了进口所需要的大量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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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8 16:16:54
在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同时，7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和出口创汇也获得迅速发展。1973年、1974年、1975年全国出口总额先后达到58.2亿美元、 69.49亿美元、72.64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2.58倍、3.07倍、3.21倍。1975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47.51亿美元，是 1970年的3.22倍。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没有达到的。
有人说：那期间中国实行“闭关锁国”、“自我封闭”政策，“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这完全是对事实的颠倒。相反，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日本、加拿大、奥地利、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正是在这个期间，打通了同美国的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两国进行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并于1978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同欧、亚、美、非洲许多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参加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开展了大量经济技术合作和援助活动，开通了许多国际航空新航线；正是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使我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正是在这个期间，如前所述，我国的对外引进，对外贸易步子迅速加大等等。十年的时问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作出这么多的重大决策，所谓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之类的谎言何据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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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8 16:18:29
例如 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挖、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同时还建了许多水库，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使海河流域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 1963年增长了一倍。
又如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修建水库220座，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浚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河、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在水利建设中，止于1977年全国各地共兴修了近百条人工河，建了七万多座大中型水库。例如，令世界震惊的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1969年全部建成，总干渠长104里，灌溉面积可扩大60万亩；湖北省的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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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8 16:18:56
诸如以上这样的艰巨豪迈的工程，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实现的，而且都是在当时物质条件匮乏、施212212具落后的情况下完成的，它完全称得上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不是靠集体的力量、靠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怎有可能实现呢？
人们看到，到了80年代，由于土地承包到户，农村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不仅大部分停止，而且大量工程失去维护并遭到破坏。一些堤防被扒了，河渠被平了，排灌设施被拆了，以至洪水等自然灾害重新肆虐。到了90年代，有些地方虽然又建了一些水利工程，但办法就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大部分是靠资金堆起来，一个工程动辄数千万、上亿投资，几乎是没有钱就没人去干。有很多工程还带有“形象”、“政绩”的色彩，其中仅吃喝、送礼、庆典等费用就占去不少工程款，更不用说主管部门和承包人层层剥皮。工程建起来有相当部分还是“豆腐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设方式何者更有成效？人们岂不是看得一清二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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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了怕了：
2009-10-28 16:34:25
我只知道我在小的时候想吃顿肉还是比较难的，别说在郊区的亲戚家，他们也只是过年过节才吃得上。当我想起亲戚家的小孩传着我不能穿的衣服还不着补丁时，有一种说不出的辛酸！
有些事情要从各方面去看！比如腐败是因为一档专政是没有人民监督或行政不透明等原因造成的...但决不是回到30年前的政策就是正确的...！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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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6:39:34
苏联不反右，不搞阶级斗争，1不搞大跃进，不搞文革，解体！！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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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6:43:48
我只知道我在小的时候想吃顿肉还是比较难的，别说在郊区的亲戚家，他们也只是过年过节才吃得上。当我想起亲戚家的小孩传着我不能穿的衣服还不着补丁时，有一种说不出的辛酸！
有些事情要从各方面去看！比如腐败是因为一档专政是没有人民监督或行政不透明等原因造成的...但决不是回到30年前的政策就是正确的...！
美国腐败是两党造成的？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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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6:46:20
为什么总是偷偷删贴，害怕真理？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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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6:56:48
苏联不反右，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大跃进，不搞文革，不搞社会主义，要两党分治，解体！！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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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7:15:02
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孰好孰坏，现在可能还很难下结论，还是留给历史去评说吧！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不是少数精英汉奸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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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
2009-10-28 18:46:41
您的文章我已经打印出来保存了，免得再次被删而无法找到。奇了怪了，为什么我的国家容不下说真话的人呢？
祝茅老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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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ny：
2009-10-28 19:09:33
我要支持茅先生。
反对骂人者，真正的无知者无畏。
博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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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2009-10-28 19:11:06
根据拙文判断，茅于轼先生轻微中风，其持点是有记忆，陈旧的记忆，对近期的事物毫无记忆，其实任何时期事物都有正面和负面，谁能说后三十年十全十美，邓小平说发展起来后问题更大，又说两极分化是走上了邪路，然而茅先生对后三十年问题视而不见，记忆不清，对陈旧记忆失去分析和判断能力，上级请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反来复去就是这点东西，这就是中风前照，如果媒体说茅先生中风进医院了，各位不要惊讶。
